向苏联学习，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而由学习西方到学习苏联，更是整整一个时代的转向。在这其中，20世纪30年代无疑是一个微妙的时期。一方面，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一度处于低谷，后又在抗日的需要下而逐渐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处在低潮时期，但是，全社会崇尚苏联的氛围却在30年代逐步形成，苏联逐渐成为中国学习的民族和国家典范。而这一切与中国人此时对苏联的认知和态度密不可分。　　 具体来看，此时的每一个政治派别或社会群体都从对苏联的认知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思想资源：国民党及其支持者从苏联那里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独裁专制和统制经济；共产党及其支持者则虔诚的将苏联视为自己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对苏联的认知虽各有区别，但基本都认可：苏联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矫正，更将其视之为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尝试；而当年的中国新闻舆论界也多是抱着善意来客观的看待苏联，并对其充满希冀；即使那些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苏联的声音最终也随着中日危机的加剧而逐渐消散了。　　 从认知结构上来看，中国人对苏联的认知还受到中国人对世界认知和对自我认知的影响，这两者是中国人认知苏联的前提和基础。从世界认知来看，30年代世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德国、意大利以及苏联等专制国家的崛起。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人普遍的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是是导致世界不平等和战乱不断的根源，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崩溃，民主制度的欺骗性被揭穿，这都使中国人相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处于垂死的阶段了。在这样的世界认知体系下，苏联自然被中国人看作是先进国家的代表，同时苏联在风靡世界的统制经济浪潮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是加深了中国人的这一看法。从自我认知角度来看，30年代中国人自我认知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原因都归咎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在“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下，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被中断了，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中国人对标榜“弱小民族同情者”的苏联产生好感。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流行也使中国人常常把自诩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当作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当然，被中国人所崇尚的苏联先进形象离不开中国人自身对它的构建。对苏联五年计划伟大成就的广泛宣传就加深了中国人对苏联先进形象的认知。苏联社会突出的平民教育成绩、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人人平等的实现对中国社会有独特的吸引力。而中国自身糟糕的现实及亡国阴影下形成的民族焦躁情绪都使中国人对苏联进行了选择性的认知。以上的一切均使苏联在中国的形象被充分的异化，并且最终具有了作为中国现代化精神导师这一民族和强国典范所必需的理想化、浪漫化和道德化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