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为当代较有影响的作家,得到了为数众多的评论者的青睐和关注,近些年来,甚至出现了一波“汪曾祺热”的文化景观。在当代文学这一较难“写史”的文学研究背景下,众多论著加速了汪曾祺的“经典化”过程。以“民间”为视角切入汪曾祺研究,是本文的一次尝试。在以往的汪曾祺研究中,很少以此为视角来加以论述,并且在不多的论著中,也是把较多笔墨投入对民俗的解读之中,较少对“民间”因素在汪曾祺具体作品中的介入方式和多维意义等层面进行细致的探讨。本论文主要涉及五个部分,引言主要概述前人在与本论题相关的论著中的观点和意义,同时,在概述的基础上考察其得失,并引出本文所着力探究的“新解”之所在。在探讨汪曾祺与“民间”的关联之先,有必要对“民间”这一众说纷纭的概念做一点辨析,另外,考察汪曾祺的“民间”想象,理应对与汪曾祺一脉相承的“京派”文人的“民间”想象做一些大致的考察,京派文人多是以寄寓审美想象的方式来把握民间,他们对一向被认为是藏污纳垢、愚昧荒野的民间给予“文人”式的提升与想象,有着一种拉开距离后返身观照的裕如感,这种非迫切的生存境遇自然易于对民间做出“向虚空处凝眸”的审美提升,同时,也善于对民间给予抒情式的审美想象,这些都与“最后一个京派”的汪曾祺一脉相传。在考察汪曾祺的“民间”想象之中,本文分为三个方面来逐步展开分析:作为写作资源的“民间”、作为创作方法的“民间”和作为审美理想的“民间”,这部分将较为全面地把握汪曾祺文学中的“民间”因素。在论文的第三部分,将挑选出三部汪曾祺作品来进行多维解读,当然,这些解读也将以“民间”视界贯穿始终,并结合“文人”、“水性”等因素加以考察。以往的汪曾祺研究中,较少关注到《骑兵列传》、《聊斋新义》系列小说等作品,但这些常常被忽视的文本之于汪曾祺研究的价值却不可小视,特别是《骑兵列传》这篇艺术价值相对不高的文本,却在汪曾祺新时期复出之路上扮演了复苏与中介的独特角色,本部分将重点考察这篇小说被忽视的话语构成和细节因素。在作品解读的第二节,从依傍“文人”审美传统和“水性”两个部分来论述《大淖记事》,分析其“文人”审美理想与“民间”伦理精神交融的特点。接下来,考察《聊斋新义》系列小说,探讨其后期“试验”作品的性质,并考察其“小改而大动”的特点。对汪曾祺作品中“民间景观”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考察构成了本论文另一较有新意的部分,本章包括对汪曾祺作品中有代表性的“茶馆和酒馆”进行考察,探讨这一别样的“公共空间”的文化意蕴;“民间技艺”在汪曾祺文学世界中充当了多种含义的“道具”角色,汪曾祺文学包含了对“俗技”进行“雅化”的倾向。同时,“最后一个”这一“有意味的形式”在汪曾祺作品中也反复出现,本节考察了这一艺术典型的文学意义。最后一部分是论文的结语。“民间”是解读汪曾祺文学的一扇“窗口”,本文以“民间”为基点,尝试爬梳和理清“文人”、“京派”、“现代”、“景观”等话语在汪曾祺文学中的多方“纠葛”,以期拓宽汪曾祺研究的路径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