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纪录片家族中意识形态性最强、与政治关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文献纪录片具有弘扬主旋律、进行国族建构和社会整合的功能。修辞是语言发出者利用语言的选用和调整,以产生说服或认同效果为目标。文献纪录片的政治修辞是创作者通过选择题材内容、采用一定的创作策略、风格,组合使用影像视听语言,创作出文献纪录片文本,目的是使观众认同作品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本文认为,中国文献纪录片的主导风格是格里尔逊式和形象化政论。在中国文献纪录片多个发展阶段中,这两种风格以强烈的观点倾向性和兼容性较强的修辞策略,成为构建国家民族、塑造集体记忆、反映当代意识形态的有力形态。根据政治经济、媒体政策、文艺思潮等外部因素进行权力支点选择是进行政治修辞的必要前提和措施。本文将新时期以来文献纪录片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78-1992年是意识形态的人文化呈现时期,这一时期创作者用“纪录”突破“汇编”美学,主要选用文化作为支点,利用纪录山川河岳进行国家民族精神的建构。1993-2002年受到纪实观念影响,以伟人题材作品为代表的这一时期文献纪录片利用平视的视角和故事化的讲述方式进行主旋律的弘扬。2003-2010年的创作思潮受到新纪录电影的影响,在重大历史题材和人文历史题材作品中充分利用情景再现等新虚构纪录手段,对历史进行当代的编织,完成符合当下意识形态的诠释。在政策的主导下,2010年开始,纪录片进入产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在对时代主题的反映中,非逻辑的论证这一政治修辞手段被广泛运用到“中国梦”、“反腐”等现实题材作品中,完成了当下国家主题展现的政治修辞。在纪录、诠释和论证三种政治修辞手段的选择中,每个阶段都体现出了不同的使用特征。它们的组合使用形成了文献纪录片不同的形态风格。它们内在的关联互动生发了文献纪录片的艺术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