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与筹资行为作为企业的财务政策已是不可分割的两大方面，支撑着企业的经营运转和不断成长，共同保证着企业价值最优。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稳定增长，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较突出的问题是产能过剩，去产能成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追溯其源头，主要是由于公司的投资决策，即投资的“潮涌”现象，企业微观层面的过度投资所引发的。要缓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就必须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负债融资作为一种外部筹资方式，不仅是企业的资金支持来源，长期以来还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治理工具，能够约束股东和管理层的无效投资决策，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目前，国内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负债总额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未考虑负债类型的差异性，同时由于我国背景制度与国外不同，存在多种产权性质，导致企业面临不同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债务融资发挥契约约束作用的途径不一致，缓解不同类型股权代理冲突的方式也不一样，债务治理作用的效果存在差异。因此，本文立足于我国新兴经济企业的特征，区分不同的产权性质，从代理冲突出发，在破产威胁效应，债务契约，自由现金流假说和预算软约束视角下，试图分析债务来源和债务期限结构两方面是否对过度投资产生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如何通过负债缓解过度投资的意见与建议。　　本研究主要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进行。首先，回顾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和成果，随后结合我国特殊的背景制度，区分不同的产权性质，从负债来源和负债期限两方面分析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提出研究假设。实证方面，选取我国上市公司2008-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利用Richardson模型筛选出存在过度投资问题的数据，建立负债融资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中，银行借款与过度投资正相关，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银行借款与过度投资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中，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正相关，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商业信用与过度投资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中，短期债务与过度投资正相关，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短期债务与过度投资负相关；国有上市公司中，长期债务与过度投资正相关，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长期债务与过度投资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