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作为中国政府治理中的特殊存在形式,是政府传递信息、发布指令的重要载体,但在文件治国的治理模式中,文件泛滥又制约着治理能力发展,并引发一系列如形式主义、基层负担等问题。为此国家从建国起就三令五申提倡精简文件,但多限于口号上,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精简文件指标:2019年国务院及其部门要带头大幅精简会议、坚决把文件压减三分之一以上。本文亦从“三分之一”这个指标量化角度切入,通过N市政府精简文件指标量化管理前后研究,尝试分析指标管理对于精简文件的作用。本文首先简要概括我国精简文件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参与和进步,再从精简文件指标管理的执行主体、责任主体、纳入范围和监督主体对精简文件参与的结构单位进行梳理,再从指标设定、指标管理和指标考核分析目前精简文件的运行逻辑,最后在掌握精简结构和运行的基础上对N市政府精简文件指标量化管理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地方政府的精简文件工作在指标量化的要求下有明显成效,精简文件依靠指标作为具体抓手的同时,指标的约束力使得纳入精简范围的文件明显减少。但是指标量化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指标设置的科学性、指标的解读、完成指标的策略性选择让精简工作陷入“数减负不减”的困境。要解决这种困境,可以在完善精简文件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借助大数据平台,加强上下组织的多重互动,把量化管理和质量管理相结合,实现科学有效精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