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明代科举出发,通过八股文写作对文人思维方式的塑造,以及科举考试造成的布衣与簪裾身份不同,考察科举考试对徐渭董其昌绘画风格的影响。八股取士是明代推行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在明代中期之后高度完备。一方面,布衣文人只能通过这一制度,实现向簪裾身份的转变,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写作也日益程式化、精细化。前者直接造成文人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差别,从而塑造他们不同的人格和对历史文化不同的心理认同。后者则正向或反向地影响了文人观察和思维的方式。徐渭和董其昌作为科举考试的失败或成功者,他们绘画的不同风格,反映出科举考试和八股文写作对文人艺术的影响。在董其昌之前,八股文家杨起元提出了“文人之文”。这是在科举考试的激烈竞争中,八股文写作高度技术化的结果。董其昌所标榜的“文人之画”,在体现“文人之文”对技术的精细鉴赏品味同时,也贯穿了八股文的写作思维。相反,作为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徐渭绘画则呈现出与董其昌“文人之画”相反的风格和审美特征。徐渭和董其昌的布衣簪裾身份,及其社会经济地位,由八股取士的社会选择决定,并对其艺术人生产生影响。科举考试的失败,影响了徐渭颓放的绘画,他以草书入画法,在笔意连属和气脉的通连中,追求水墨的粗莽合奏,并通过舒张有致的画面布局,突出情感的倾泻。董其昌则以八股文的理性分析进入绘画,他以黄公望的皴法为核心,兼并宋元,形成富于个人面貌的平行排列的“直皴”,并通过对倪瓒等人绘画的位置改造,突出“依侧起势”。他坚持山水画中的位置、皴法的门庭,并通过位置、皴法,以及“宾主”、“伤触”、“分合”等形式分析手段,完成画面“势”的营造。作为布衣文人,徐渭绘画还承担着他与社会的交际功能,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民间流行风格和品味的影响。作为簪裾,董其昌在政治和艺术家之间游移,明代宫廷和官场斗争的严酷,培养了董其昌谨慎性格,他不轻易发表政治见解,同时也在艺术创作中努力包裹自己,逐步排除绘画传递情感的社会交往功能。在图画充盈,绘画中的诗意和意义无处不在的明代中晚期,董其昌绘画功能的衰退和意义的缩减,也可以解释为簪裾文人对民间绘画的超越。董其昌冷静的去功能的绘画,排除了绘画的意气和情感,最终使绘画剩下了抽象的形式格调。作为承担文化传统和价值的文人,徐渭和董其昌都主动或被动地置于历史,面对丰富而类型化的艺术家传纪和艺术风格,无论徐渭还是董其昌,都有选择的自由,但这种选择受到了包括他们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制约。在他们身上,历史通过社会现实的境遇,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