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各国为了兼顾疫情防护与经济发展则不得不面对防疫紧急措施与外国投资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在行使政府规制权的过程中不仅使得本国经济停摆、失业率上升,也增加了国际投资争端发生的可能性。ICSID作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主要机构,仅在2020年期间就受理了58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案件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且创历史新高,这一趋势既有因疫情影响下争端基数上升的客观原因,也存在ICSID处理争端的功能和效果逐渐被各国及私人投资者所认可的因素。但随着ICSID在国际投资纠纷解决领域的影响力日愈扩大,《ICSID公约》将执行阶段国家豁免的适用交由各缔约国国内法解决这一制度安排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过往案例中出现了缔约国以国家豁免作为不履行生效裁决的抗辩,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更使得仲裁的最终结果与ICSID的初衷相违背。因此,《ICSID公约》对豁免问题的回避已使得裁决在许多国家的执行中出现困境,并在疫情背景下可能成为更多国家拒绝履行裁决义务的理由。本文的研究内容为ICSID仲裁裁决执行中国家豁免的相关问题,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过往典型案例,得出国家豁免对目前仲裁裁决执行所造成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绝对豁免主义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不能,二是限制豁免主义导致投资者的执行不便;第二部分围绕绝对豁免主义下的困境展开,认为各国对国家豁免立场的不统一以及放弃豁免规则的差异性是阻碍裁决执行的重要原因,随后针对原因背后的理论进行阐明并探究规则差异性的具体表现,提出针对执行不能这一困境可采取推进ICSID领域豁免立场的转变、改变放弃豁免适用规则的方式进行完善;第三部分以限制豁免下执行不便的困境为导向,认为主张限制豁免主义的国家关于商业财产认定标准的规定导致可供执行财产范围的缩小以及举证难度的提升,这也成为投资者执行不便的重要原因。故本部分在具体分析主要国家关于商业财产认定规则不合理之处的基础上,提出统一豁免规则、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的完善措施;第四部分是现行制度下我国关于ICSID仲裁裁决执行阶段国家豁免困境的应对。在现有制度下各国各地区关于国家豁免的主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但随着我国作为被申请人和我国投资者作为申请人所涉及ICSID仲裁数量的增加,如何应对国家豁免所带来的执行困境就需要予以考虑。本文从我国作为被申请人和我国投资者作为申请人两个角度提出相应的措施,以寻求保护我国国家及投资者利益的同时能够平衡国家主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