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问题的起点,是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脱轨的现象。这一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同步提高,相反,城市化水平到六七十年代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与工业化之间的差距越拉越远。’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城市化浪潮中,我国城市发展的这种现象显得十分特殊。而当我们将观察的视野延伸到近代,会发现从开埠至今,我国城市化的总体趋势是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近代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亦如此,唯独在建国后三十年间我国的城市化长时间止步不前且与工业化脱轨。从我国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停滞状态也显得非同寻常。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这种停滞状态与国家有意识地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密切相关,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分隔体制使得人口的自由流动变得十分困难,尤其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几乎被完全阻断。这一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是政府有组织的行政性移民,典型的包括1955-1956年的城市人口紧缩运动、大跃进及困难时期精简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本文从城市化的视角,对上述四次重大的移民事件进行再分析。研究显示,1955-1956年的城市人口紧缩运动将城市里的“非生产性人口”包括外来农民、失业人员、劳改人员、游民等疏散到农村,从事垦荒和农业生产,以达到减轻粮食供应负担,降低消费以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的目的。大跃进曾引发了数千万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大流转,大跃进初期的经济过热造成城市劳动力的虚假短缺,成千上万的农民借此涌进城市,然而随后爆发的经济危机中,又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刚刚进城不久的农民以及相当部分的城市职工送到农村去。此后,国家对于城市人口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并开启了随后近二十年的城市化停滞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因素,但城市失业问题是该运动发起的直接动因,这使得动员青年下乡具有向农村输出失业的意义。与其他移民运动不同的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是城市的青年人口,青年群体的离开不仅带走了他们自身,还带走了他们即将到来的旺盛的生育能力,不仅直接减少了城市人口,也降低了人口的自然增长,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提高。出于战备的需要,三线建设将大量的一线城市的工人、工厂和工业迁移到内地,藏之深山。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使得内地工业经济出现了一次快速发展的高潮。从移民和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三线建设形成了工业、工厂和工人自东向西的迁移流。对于东部城市来说,三线建设不仅拆迁走了大量的工厂,而且也造成中央对东部城市投资的减少,对城市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在内地由于三线企业强调“靠山、分散、隐蔽”,因而尽管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但总体而言,大量资金的投入和工业的迁入并没有明显提高内地城市化水平。可以说,三线建设是导致我国六七十年代城市化发展的停滞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历次的移民运动在对象、目标、动机、规模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都是实现了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和内地,削弱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且都是主要采用行政手段推行。本文将这种凭借国家的社会控制力和动员力,有意识地阻止农民进城和并将城市人口疏散到农村,从而抑制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概括为“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人为地将城市化和工业化相剥离的过程。国家在推行反城市化政策时,通常不是采用制度的手段推行,而是通过政治动员方式来进行。通过舆论渲染、组织学习、反复劝说乃至政治批斗、“带帽子”等方式,营造出强大的政治道德压力,使得民众放弃个人私利的考虑而背起行囊去到农村。全民动员的方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掀起运动的高潮,动员大批人口离开城市,然而运动的热情无法持久,这也使得运动往往在经历了不长的时间后迅速走向低谷,使得运动呈现出急起急落的特征。上述历次移民运动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特征。在历次动员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民众的抵制。尽管这种抵制并不会阻碍国家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但回城的意愿仍然时刻藏在下乡民众的心底。研究发现,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不论是农民还是那些被动员到农村的城市居民,他们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涌向城市的愿望。这种愿望在政治压力之下受到了有效控制,然而一旦政府的控制稍作松懈,那么进城或回城的意愿就会立刻会转为现实的行动。从这点说,国家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力是反城市化移民政策得以落实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