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成为支配时代的“核心话语”。从辛亥革命开始，“革命”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开始对“宪政”的求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革命”与“宪政”处于复杂纠葛的关系之中，中国人总是在“革命”与“宪政”之间徘徊。从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其间宪政运动跌宕起伏。在“革命建国”的背景之下，宪法中的观念有传承、有破坏、有创新，“革命观念”对宪法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即是从20世纪上半叶的宪法文本，尤其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之中的“革命观念”着手，以“革命”的视角反思这一宪政历程。全文共4万6千字，分为六个部分：引论部分，指出“革命”与“宪法”有无法割裂的复杂联系，提出以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为视角分析中国近代“革命”与“宪法”的纠葛。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中国近代“革命观念”是如何由中国“传统革命观念”与西方“近代革命观念”相结合而产生的，革命的正当性如何在中国得到论证以及原因。其后，指出宪法吸收“革命观念”，有完成政治合法性转换、守护革命成果、奠定宪政之基的作用，近代各国皆有“革命——宪法——建国”这一立国模式。第二部分，讨论1911年至1946年，“革命观念”在宪法文本中传承、破坏与创新，在革命越发激进的社会中，“宪政”逐渐被“革命”所压倒。第三部分，分析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历史地位：首先，这部宪法是“革命建国”进程的最后一步，宪政的开端，是由“革命”向“法治”的关键点，肩负着无比巨大的历史任务；其次，这部宪法是在三十多年宪政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结晶，是近代中国宪政思想的集中体现。具体分析了“革命观念”在这部宪法中的展现。第四部分，从“革命”的视角分析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失败的原因，指出“革命逻辑”与“宪政逻辑”存在内在性的悖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偏差导致“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工具主义宪政观；革命党之争，导致妥协性的缺失，这导致1946宪法乃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立宪进程的挫败。在结论部分，得出结论：建设宪政国家，“激进革命”模式无法奠定宪政之基。革命带来宪法，但要想进入宪政，必须要“革命退场、宪政出场”。唯有总结历史，以审慎、理性的态度才可能完成宪政国家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