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阐释学和翻译的发展史，翻译研究的理论转向与阐释学的发展走向和阐释重心的转换是密切相关的。作为理解和阐释的方法论，传统阐释学认为理解的终极目标就是追寻文本作者“唯一正确”的原意；而传统翻译研究将原文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传统翻译标准要求译者在翻译中不掺入自己的主观色彩，不表现自己的个性，以产生绝对客观忠实的译文。20世纪阐释学开始了它的本体论转向。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看来，理解不是超越读者个人具体情境的纯粹认知活动，而是读者从自身的独特情境出发融入其价值理念之影响的生存活动。历史精神的本质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这一重要转向所带来的影响迅速辐射到各个领域。随后翻译研究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革，研究方法逐渐从规范性转向描述性。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现代阐释学的启发和影响。本文将以现代阐释学中最富影响的哲学阐释学为理论基础，借鉴其若干精义来进行翻译研究。伽达默尔所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以及“效果历史”三大哲学阐释学原则对翻译研究极具启示。本文将从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原则出发，研究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王红公)翻译的杜甫诗(1956)，着重分析其译本中杜甫形象的转变。雷克斯罗思译诗中大大削弱了原诗的儒家色彩，着重渲染了杜甫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其译本中所展现的杜甫更多的是一个选择在自然山水中消融忘却自己的隐士，而非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儒家。论文继而探讨导致其转变的深层原因，以及如何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转变。通过对雷克斯罗思翻译的杜甫诗的研究，本文旨在论证哲学阐释学不仅从理论上给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启示，而且也给译文与原文的比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希望通过本文引起译界学者们对杜甫这位伟大诗人的翻译研究的更多关注以及对肯尼思·雷克斯罗思这位在英美国家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推介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翻译家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