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大厦”的崩塌,中亚国家重要欧亚地缘战略的影响,给土耳其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于西方国家而言,土耳其作为苏联南下的前沿阵地的地位不复存在;于土耳其自身而言,苏联的解体使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出现权力真空,这无疑为亲西方战略受挫,且有着传统奥斯曼大国情结的土耳其提供了一个国际权力主体重新洗牌的机会。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土耳其从冷战后初期针对中亚国家较为强势的全面外交进攻,到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在“东向”外交战略背景下转为温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国际形势的客观需求,亦是基于土耳其为实现有效国家利益目标的现实考量。冷战后初期,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和市场经济对中亚新政府极具吸引力,土耳其主要通过直接援助的方式帮助中亚国家发展经济,以及双方互访频繁加强了政治互信,但主要“渗透”方式还是通过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内在天然联系,运用兼容伊斯兰主义与现代民主政体理念的“土耳其模式”吸引中亚国家认同,同时加之于西方国家的助力,向中亚实现全面扩张。土耳其这种强势政策持续到90年代末开始逐步受到中亚国家的反感与排斥。随后的世纪之交、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土耳其新政党的上台,安全问题成为中亚首要关心的问题,面对土耳其的强势扩张,中亚国家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又转向俄罗斯建立战略联盟。因此,全面扩张的中亚政策已然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东西兼重”的温和务实的积极主义政策成为土耳其的优先战略选择。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政策只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历史、宗教等“先天性”传统因素,且其“土耳其梦”的实现仅限于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参与中亚博弈。但因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且考虑到安全问题将是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东西并重”下的“向东看”战略只会愈加被重视,本文通过对冷战后土耳其中亚政策的梳理,研究其发展和变化趋势,并初步探讨土耳其中亚政策的变化对我国中亚政策,尤其是对我国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