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作为一种刑罚曾经抑或仍旧发挥着巨大的惩戒功能,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群体人权观念的不断增强,带有着原始社会同态复仇烙印的死刑已经渐渐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自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发出废除死刑的呐喊之后,人们逐步走向文明的脚步就始终伴随着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全球各界对死刑问题研讨的热潮一浪盖过一浪,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也逐年增多。随着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限制死刑的适用也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界的关注焦点。从2007年我国将死刑立即执行的复核纳入最高人民法院的职权范围之内,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种死刑罪名,限制死刑在我国立法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时,在“少杀”、“慎杀”的死刑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当前我国死刑适用的数量不断减少。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死刑在适用上还是有较大的进一步限制的空间,现有的死刑适用还存在一些弊端,包括在死刑适用过程中存在法官凭经验判决,致当不杀而杀、当杀而不杀；参判例判决死刑,期均衡却难以达到均衡；以及因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两者适用条件的区别不明显,导致擅断是否死缓；还有死刑复核中判决书理由粗略,复核不深入等。因此要修正完善我国的死刑适用,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树立统一的死刑适用理念、立法明确适用死缓的条件、规范死刑复核内容、统一死刑适用监督,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