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创业能够极大地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并对社会福利有益,是国家现代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若没有高质量制度的支持,连续创业可能会变得无效,甚至具有破坏性。政策制度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有效性可以减少经济交易的成本,使得经济体内部的交易结构从基于关系的个人化规则向基于非关系型的交易机制转化。连续创业者的行为和连续创业活动的发展都受到国家正式制度适宜性和可操作性的影响,例如,法律能够对潜在连续创业者的市场进入与退出行为进行监管,破产法与合同法会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进行规制。其它的正式制度,包括一些鼓励投资自由的制度,如促进外商投资的宪法等,也能够极大地影响创业发展。通常认为,更好的制度水平以更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廉洁的政府机构、更少的政府干预等为特征。由于连续创业活动大都属于“机会拉动”而非“生存推动”的创业类型,制度改善所释放出的创业机会能够有效地为连续创业者提供把握时机的“窗口”,进而对连续进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政策改善速度为潜在连续创业者带来了多重影响机制,包括机会创造效应、不确定阻遏效应、失败成本效应与挤出效应等。快速的制度改善能够产生机会创造效应,缓解退出障碍,然而过快的制度变化会增加环境易变性与复杂性,增加新进入障碍,也将导致新企业被成熟企业“挤出”。因此,在分析制度改善如何影响连续创业决策时,正式制度改善（速度）及变化幅度（包括改善加快、改善减退）与连续创业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其中隐含着怎样的制约机制?这些机制是怎样影响上述主效应之间的关系的?都是理论和实践亟待关注的问题。从创业退出事件特征出发,在创业者退出之前的创业企业之后,谁更有可能重新创业?是之前创业失败的个体?还是获得阶段性创业成功的个体?已有理论研究认为,创业失败的个体希望重新创业以挽回损失,而创业成功的个体则更有能力和信心,更加有可能实施连续进入行为。基于心理学中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研究者提出了影响创业意愿形成的因素,包括关系网络、企业产品效用以及创业努力等等,以解释各种创业情境中再创业意愿的形成机理。创业者通常将创业结果视为相对于某个中性参考点的损失或收益,若创业者意识到自己处于损失领域（即创业失败,低于其参考点）,那么创业者对于未来收益就会更加敏感,因此会更愿意承担风险,以从财务困境中恢复并达到收支平衡的状态;若创业者意识到自己处在收益领域（即创业成功,远高于其参考点）,那么他们会倾向于规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感知到他们需要更高的预期回报来诱导接下来的冒险行为。因此,从本质上讲,创业者是否将一种情况视为与损失或收益相关,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从事风险行为（例如重新创业）的态度。在此,国家制度和政府政策作为影响个人认知的正式结构框架,能够通过影响后续创业意愿最终决定创业者是否做出连续进入决策。本文基于制度理论、连续创业理论、制度经济学视角、制度动态基础观、政策变化视角、交易成本理论和信号理论等,通过对制度改善变量的构建,将制度政策的动态变化纳入研究框架。根据制度改善的速度和变化幅度对连续创业决策以及具有差异化退出事件特征的连续进入模式进行分析。文章基于三个阶段的研究以及三个角度对制度改善影响连续创业的现象进行考察,三个阶段具体包括:子研究一（第一阶段）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改善（速度）对连续创业的影响;子研究二（第二阶段）为企业、个体层面的制度改善加快、衰退对连续创业的影响;子研究三（第三阶段）为制度改善对连续创业绩效研究。三个角度分别为:连续创业决策、失败再创业以及成功再进入。在结合国家层面与企业、个体层面的分层混合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制度改善对连续创业的影响,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在聚焦于国家层面的子研究一中,实证研究发现:（1）制度改善（速度）与连续创业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制度改善速度逐步加快,连续创业发生的概率呈上升趋势;然而,当制度改善速度超过某一特定阈值后,连续创业发生概率呈下降趋势。此时,制度改善（速度）通过机会创造效应和不确定性阻遏效应作用于连续创业决策。进一步对国家文化在制度改善与连续创业之间的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发现:传统主义文化会强化制度改善速度与连续创业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现代主义文化对上述倒U型关系调节作用并不显著。（2）制度改善（速度）与失败再创业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制度改善速度逐步加快,失败再创业发生的概率呈上升趋势;然而,当制度改善速度超过某一特定阈值后,失败再创业发生概率呈下降趋势。进一步地,对国家文化的作用进行分析。所得到的实证结论与连续创业相类似,传统主义的国家文化强化了制度改善速度与失败再创业之间的倒U型关系,而现代主义文化对上述倒U型关系的弱化作用不显著。（3）制度改善（速度）与成功者再次进入决策与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传统主义文化和现代主义文化均能够显著弱化制度改善速度与成功再进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子研究一的结论说明,正式制度在创业环境中尤为重要,其决定了创业者能否获得适当的潜在回报的可能性,并以此驱动他们从事高风险的连续创业活动。同时,制度的动态变化对连续创业的影响作用机制各有不同,并且也并非总是线性的。在不同的阶段,创业者对制度改善的响应催生或抑制了再进入概率。文化因素的制约机制也表明,创业者的连续进入决策可以用动态市场制度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匹配关系来解释。这与跨文化的研究设定相一致,即国家文化在连续创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复杂性。由此,各国政府应重视国家文化类型对创业形态所产生的引导与决定作用。其次,在聚焦于企业与个体层面的子研究二中,实证研究发现:（1）制度改善加快与衰退均能够显著促进连续创业。进一步地,创业企业金融资本在制度改善加快与连续创业之间起到反向调节作用;而创业者社会资本在制度改善衰退与连续创业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2）无论是制度改善加快还是衰退都对创业者失败再创业决策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点与Banalieva（2018）的研究一致,即制度改善加快与衰退都是市场环境向好的信号。考察隐含在上述关系之中的制约效应,实证发现:创业者社会资本对制度改善加快与失败再创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对制度改善衰退与失败再创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制度改善加快显著抑制了成功再进入;而制度改善衰退对成功再进入的促进作用则并不显著。其中,社会资本对制度改善加快与成功再进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起到的负向加剧作用并不显著;但对制度改善衰退与成功再进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子研究二的结论说明,创业者社会资本在制度改善衰退的情况下能够对具有差异化退出事件特征的连续创业活动产生制约作用。当制度改善衰退时,社会资本在促进失败再创业的同时抑制了成功再进入。这种现象说明,连续创业者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情境,是随着制度改善趋势和创业退出事件特征的变化而变化的。政府政策的波动及其信号作用,决定了不同类型连续创业者的社会资本在上述作用关系之间的边界效应。在面对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时,先前的社会资本一方面有助于缓解失败再创业的资源约束,但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成功再进入的知识吸收能力陷阱。因此,潜在的连续创业者应该合理利用其在前期积累的社会资本,以最大限度地促进连续创业。最后,子研究三认为,除连续创业动机外,制度改善还能够对连续创业绩效产生影响。对国家层面绩效的就业创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制度改善（速度）与连续创业就业创造之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关系。同时,制度改善（速度）对连续创业就业创造之间的关系同样受到国家文化类型的制约。具体表现为:传统主义文化对制度改善（速度）与连续创业就业效应之间的倒U型关系具有不显著的弱化作用;而现代主义文化能够显著强化上述倒U型关系。（2）制度改善（速度）与失败再创业就业创造之间呈显著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与连续创业类似,传统主义文化对制度改善（速度）与失败再创业就业效应之间的倒U型关系有不显著的弱化作用;但现代主义的国家文化显著强化了上述倒U型关系。（3）制度改善（速度）与成功再进入就业创造之间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国家文化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未起到显著调节作用。进一步地,对企业层面绩效的存活时间进行实证检验发现:（1）制度改善加快与连续创业企业存活时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而制度改善衰退与连续创业企业存活时间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考察其中的制约因素,创业企业金融资本与创业者社会资本的调节效应均不显著。（2）制度改善加快与失败再创业企业存活时间之间呈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制度改善衰退与失败再创业企业存活时间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调节效应方面,创业者社会资本在上述关系中所发挥的制约作用也都并不显著。（3）制度改善加快与成功再创业企业存活时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而制度改善衰退与成功再创业企业存活时间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同时,创业者社会资本对前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有不显著的弱化作用;而对后者之间的负相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子研究三的结论说明,制度改善（速度）与连续创业、失败再创业企业创造的就业效应能够通过现代主义文化中强调绩效优先、重视未来的特质而得到增强。因此,创业者应充分利用现代主义文化特质,发挥其对高质量创业的“激励”作用,创造优良的国家创业与就业环境。同时,政府也应重视制度改善衰退对连续创业企业存活时间的负面影响,加大对连续创业者的政策优惠力度,为连续创业企业提供助力与支持;也应化解成功者面对制度供给缺乏时所产生的隐性成本,强化其对创业知识的解读与吸收,促进成功再进入后的生存能力与持续经营效率。本文的研究对进一步理解制度改善的动态环境对连续创业行为的影响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有以下主要的研究贡献:第一,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连续创业理论和制度动态基础观,并结合社会网络理论和信号理论对研究假说进行分析推演,有助于从宏观角度结合创业企业中观要素和创业者微观特征,深入探讨全球范围内的连续创业者的创业特点。第二,根据连续创业事件特征的不同,将其分为失败再创业与成功再进入两类进行探讨,并整合创业退出原因,设计了制度改善对连续创业决策的理论及实证框架。同时,这三个角度基于的理论依据有明显差异,因此将其分别进行分析,这样可以从不同的条件和角度出发,探索连续创业及连续创业者表现出的多元化行为特点。第三,制度改善速度的“最优化”一直被视作国家改革的核心问题,学者们对于“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旨在解决什么样的速度是最优的这一问题。本文将政策动态变化视角引入连续创业研究之中,整合非正式制度——国家文化在二者之间关系中的制约作用,丰富并发展了基于国家环境层面的连续创业研究。第四,由于制度改善在幅度上的差异,制度改善加快与衰退是制度改善的“一体两面”,也是政府政策变化所释放的微观信号,对于连续创业者和具有失败经历和成功经验的创业者可能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对制度改善的方向性进行了考察,并且整合了制度和经济的视角,立足于创业企业特征（金融资本）与创业者特征（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深入地发掘了潜在连续创业者面对政策环境变动环境下所体现出来的行为特点。第五,对两个子研究进行异质性研发现,根据国家层面的研究背景将子研究一对象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个子样本,进一步验证了制度改善速度对于连续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并且探讨了国家文化在两个不同样本中起到的调节作用;子研究二立足于创业者个体层面,根据信号效应产生影响的经济情境将研究对象分为风险厌恶和风险偏好两个子样本,进一步探讨了在上述情境下制度改善加快与衰退所造成的影响,并结合企业和个体特征设置了相关调节变量,这些研究有助于发现不同的情境下驱动创业者再创业的动机。第六,基于连续创业绩效的子研究三探讨了制度改善（速度）对连续创业创造的国家层面就业效应的影响,以及制度改善加快与衰退对连续创业企业存活时间的影响。并且在引入相应制约机制的同时,发现了不同于前文影响的作用机制。本章的研究全面深入地探讨了制度影响连续创业行为的全过程,拓展并细化了制度因素对连续创业决策的研究范畴,对连续创业文献的发展具有一定贡献。第七,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一方面,本文为连续创业决策的制度影响因素评估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也为国家正式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制度改善经济效果、创业者连续进入动因的解读。也为政府制定市场化制度改革方案,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连续创业企业存活时间提供了参考依据。本文通过将动态制度环境与连续创业者行为连接起来,解释了制度改善对连续创业活动的影响机理。在借助于多理论多视角分析的基础上,为连续创业进入模式的政策动因提供一个更加完整的解释框架。从连续创业者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来看,实证分析的结论基本与前期学者观点一致,并得出了前人未得出的研究结论。同时,由于前期研究缺乏对不同情境以及对企业和个体更深一层的分析,本文的理论推演和实证发现对于从制度动态视角深入理解连续创业行为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