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工资差异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科学的工资形成机制及其合理差异反映了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市场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重要体现;同时,工资差异及其形成机制是理解收入分配的重要途径。研究劳动者的工资差异,对我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李实等人（2019）利用CHIP数据对1995年以来城镇工资差距的变化趋势作了分析,发现我国工资差距的基尼系数从0.29上升到0.38,我国城镇工资差距在持续扩大。现有很多文献研究了我国劳动者的工资差异,绝大部分文献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工资歧视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研究了工资的部门差异、城乡差异和性别差异,作为影响工资差异重要因素的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努力与个人能力交互作用未能在已有文献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研究。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越过了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正朝着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劳动者在工作和闲暇之间配置时间,当这个国家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只有面对较强的激励时,劳动者才会愿意增加工作时间的供给。虽然我国人均收入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劳动者大约30%经常加班,从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来看,我国要远高于全球水平（赖德胜、孟大虎、李长安、王琦,2014）。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人民具有的勤劳奋斗的优秀品质,为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研究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努力与个人能力交互作用对工资差异的影响和作用,就显得非常必要,同时也很有意义。虽然国内已有文献讨论了过度劳动和超时工作,但是主要从防范和治理过度劳动的视角进行研究,研究的群体主要以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为主体。实际上,超时工作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中也比较普遍,勤奋努力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个人社会价值的体现和美好生活的源泉,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因为勤奋努力应该可以反映到劳动者个人的工资和教育回报率上来。我们认为,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对其生产率和工资产生积极影响。第一,选择效应。工作时间是劳动者努力程度的重要体现,已有文献都基于工作同质的假设,假设工作岗位和劳动力是同质的,这种同质主要体现为,工作具有损耗性质,超时工作会影响劳动者健康,工作是一种“厌恶品”。不过一些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考虑到工作和劳动者具有异质性后,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具有损耗性,也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视工作为“厌恶品”,影响劳动者幸福感的关键并非是工作时间的长短,而是工作时间的性质。部分愿意努力工作的劳动者,他们基于强烈的成就动机、良好的身体素质和较强的个人能力,主动选择超时工作,以期提高个人的生产率、取得更高的工资水平,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努力工作具有“生产率信号”作用,本文的任务就是研究考察在何种条件下,选择超时工作的劳动者具有生产率信号作用。第二,勤能补拙效应。根据经济学“干中学”理论,在生产中产生并尝试解决问题的实践将会极大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如果一个人勤奋工作,在工作中能够花费更多的时间,相对于那些较少投入工作时间的劳动者而言,他可以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有利于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获得较高的工资。因此,我们认为勤奋工作有助于劳动者自身累积更多的经验,从而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为此,本文的核心基于劳动者与工作都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从工作时间的视角去考察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个人能力和工资率的互动机制,以揭示努力工作和超时工作存在的原因。同时,积极探讨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特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国当前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特征和变化趋势,有助于掌握我国经济增长与超时工作之间的联系,更有助于我们对超时工作和劳动供给理论积累更多的知识,丰富现有关于工资形成机制的文献,科学回答努力工作与个人成功之间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弥补当前文献的不足,并更加科学地评价当前我国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异。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关系。首先,通过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统计了我国劳动者周工作时间自1989年至2015年间的变化趋势,分析出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呈现出显著的性别、户籍、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等差异,验证了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存在异质性的假设。同时,运用经典明瑟方程构建模型,实证研究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的教育回报率特征,研究发现受教育年限和工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户籍、职业、学历、性别、企业类型等明显差异。其次,通过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统计了我国劳动者工资自1989年至2015年间的变化趋势,分析出我国劳动者工资呈现出显著的性别、户籍、职业和工作单位性质等差异。同时,基于工作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建立劳动者工资模型,实证分析劳动者工作时间、受教育年限、工作时间与受教育年限交互项对工资的影响。二是工资对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影响的因素差异。首先,基于异质性工作和异质性劳动者的视角,以Becker（1965）和Gronau（1977）创立的新家庭经济学的家庭生产模型为理论基础,构建研究工资对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其次,鉴于工资和工作时间可能会存在的内生性,通过控制工资变量的方式,建立简约模型,运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开展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影响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职业、单位性质、户籍、受教育年限等。最后,运用构建的理论模型,采用2SLS实证分析了工资对劳动者工作时间选择影响的因素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工资水平对工作时间选择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工资对工作时间的选择存在户籍、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的差异。三是工作时间、工资与中国城镇居民家务安排。首先,通过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统计分析了家务劳动时间特点和夫妻间相对家务劳动比例变化趋势特征,我国家务劳动的性别差异非常明显,丈夫相对妻子的平均家务劳动比例在40%以下,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务模式仍然还占主流,夫妻间相对家务劳动比例差距有缩小的趋势。其次,从夫妻分工合作开展家庭家务劳动的视角,实证研究了家务劳动与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家务劳动模式与家庭收入的关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劳动者工作时间对家务劳动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配偶的工作时间对劳动者家务劳动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配偶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本人家务劳动时间越多,这充分说明城镇职工对待家务劳动是一种分工合作的态度,夫妻平等分担家务的“合作型家庭家务模式”代表着家务模式的演变方向;家务劳动时间对工资的回归系数几乎为零,劳动者小时工资高低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有限,这说明家庭在劳动者心目中有着“港湾”的定位作用,夫妻双方工资高低对家务劳动相对比例几乎无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作和劳动者具有异质性,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具有损耗性,也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视工作为“厌恶品”。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者工作时间呈现出显著的职业和工作单位异质性的特点,验证了我国劳动者对工作时间的投入存在异质性的假设。二是基于劳动者与工作存在异质性的条件下,从工作时间选择的视角考察劳动者工作努力程度、个人能力与工资率的互动机制,以揭示工作努力和超时工作存在的原因。通过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者工资存在性别、工作单位、职业、户籍的显著差异;受教育年限与工资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劳动者的教育回报率存在户籍、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等显著差异。三是在劳动者可以选择工作以及工作时间的情况下,依据“干中学”和劳动市场信号发送理论,选择超时工作在某些条件下就是拥有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者信号。研究发现:在我国全部城镇劳动者中,选择超时工作不是一种优秀劳动力的信号;在私营企业管理者或者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中,选择超时工作可能就是一种优秀劳动者的信号。当然,由于样本和指标的限制,本文尚未纳入劳动者的能力指标,比如纳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进入研究框架之中,进一步考察超时工作分别与能力、工资之间的互动机制,有待于后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