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习语研究大体走过了一条相似的道路:从本体论研究向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转向,即都经历了从规范、描写到解释三个阶段。在认知语言学诞生之前,国内外学者和专家针对习语的研究大体处于前两个阶段;而在认知语言学诞生之后,国内外很多习语研究专家把认知语言学的许多理论成果应用于习语研究,特别是以Lakoff等人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基本理论框架,把对习语的研究推向了解释的新阶段。本文针对我国一些学者(王文斌等)提出的“汉语隐喻习语常借用双源域来映射同一个目标域,而英语隐喻习语常借用单源域来映射一个目标域”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该观点还是有些囿于传统隐喻学的理论,而未能真正上升到概念隐喻理论的高度,因为这一结论是基于语言层面而不是基于概念层面得出的。事实上,在概念层面,大多数汉英隐喻习语的隐喻方式是没有区别的,即汉英民族在上位层次的概念化方式是一致的,因为概念隐喻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语言层面的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和概念层面的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区别开来,强调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重要的是一种认知方式,其本质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语言的。鉴于此,本文首先回顾了中外学者和专家对英汉习语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所存在的局限,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第一、二章),指出应该基于Lakoff等人创立的概念隐喻理论(CMT)、理想化认知图式(ICM )和Fauconnier等人建构的概念合成理论(CBT)以及认知语言学家们的范畴理论,从语言和概念两个层面分别考察英汉习语的意义构建过程,从而揭示汉英民族在认识客观世界时既相同又相异的概念化过程或意义建构过程,即汉英习语隐喻过程同中也有异(第三章和第四章);本文接着基于象似性理论(IT)从语言层面考察汉语双意像隐喻习语(王氏等人称之为双源域隐喻习语)和英语单意像隐喻习语(王氏等人称之为单源域隐喻习语),结果表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隐喻力(metaphoric force),即隐喻结果不同(第五章);然后文章进一步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考察汉英隐喻习语在语言层面的这一差异现象(汉语双意像隐喻习语区别于英语单意像隐喻习语),认为这一差异归根到底是由汉英民族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了不同的语言层面上的认知方式(第六章);最后文章从文化翻译观(第七章)论述如何进行汉英隐喻习语的翻译并归纳全文,指出本研究的发现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习语未来研究的方向(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