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自从改革开放后，国债规模不断扩大。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国债规模迅速攀升，引起了理论和实践界的严重关注。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国债在世界经济一片楚歌的阴影下帮助了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尤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更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离开国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将无从谈起。因此，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宏观调控上，国债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国债的研究要更多转向实证领域，只有弄清了国债发行和运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后，才能回答国债的一系列问题，才能增强国家运用国债驾驭经济的能力。　　本着这种思路，从探讨国债的发展足迹和理论变化着手，认为，国债在开始是用于弥补赤字的财政工具，是一个财政范畴。但当宏观经济学诞生后，国债的主要功能便转到了宏观调控上，从而变成了一种金融产品。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是由财政收支和运用形成的一种金融产品，是财政范畴和金融产品的有机结合。　　正是通过对国债本质的这种界定，本文提出把我国国债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9年，这一时期，我国对国债的认识主要是认为国债是组织人民进行储蓄的手段;第二阶段是1960年至1979年，即新中国的20年国债空白时期;第三阶段是1980年至1994年，这是我国国债的发展期，基本的认识是，国债为资金的筹集开辟了一条渠道，国债到此时基本还是以财政范畴出现和应用的;第四阶段是1995年到现在，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1994年，中央银行成立了公开市场操作室，此后国债的主要功能就开始转向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与已有的分析一样，本文仍然把国债的购买主体分为“央行、商业银行、社会公众和外国人”四类。通过分析，得出了不同主体购买国债对产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结论。在资源闲置的前提下，央行、外国人购买国债的产出效应按乘数倍增;商业银行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的产出效应也按乘数倍增;但与已有的研究认为社会公众购买国债的产出效应中性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居民如果把用于储蓄的资金直接购买国债，将会产生更大的产出效应，原因在于，储蓄转化为投资要受法定准备率的限制，有部分资金将被放在央行从而形不成支出。　　作为一种金融产品，国债的发行与公开市场操作会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在现代银行体系下，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货币的创造需要央行的参与。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央行直接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就相当于现钞的发行，而且其对货币供给的扩张作用比现钞发行还要大，因为支票的支付制度减少了现金的漏损;在央行允许贴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按照货币乘数扩张，在央行不允许贴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为中性;由于央行一般不直接对公众贴现，所以，社会公众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为中性;外国人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要分情况对待，在固定汇率下，由于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从而释放基础货币，因此外国人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按货币乘数扩张;在浮动汇率下，由于没有央行参与，外国人购买国债的货币效应为中性。　　为了分析国债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综合影响，本文构建了把国债的货币效应和产出效应进行对比的分析框架。通过交易方程式，本文得出了与传统分析不一样的结论，认为国债作为一种宏观调控工具，它的运用不能单纯取决于经济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实际上，不论经济处于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国债都可以运用。因为国债同时兼具产出效应和货币效应，从而，国债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产出增加需要货币供给增加，国债的发行正好本身就具有货币效应。所以，国债的发行与应用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要视两者的对比才能得出结论。我国的经验数据也证实了这点。　　在建立了以上分析框架后，我们分析了国债的挤出效应，这也是反对国债者们的重要理由。挤出效应的理论根据是国债会导致利率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但通过我们的研究，得出了国债发行与应用对利率影响不确定性的结论。根据是国债在增加货币需求时，也增加了货币供给，因此，对于利率的影响就要看两者的对比。只有当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大于供给才可能导致利率上升，挤出的理论才有基础。同时，通过对我国IS—LM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的LM曲线相当平坦，即使利率上升，挤出效应也是很小的。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我国的经验数据支持。　　对于国债，理论界最为关心的恐怕要算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国债负担、代际公平、收入分配的关注了。　　本文的研究表明，既然国债并没有挤出储蓄，也就没有破坏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这一点得到了我国实际的检验。　　对于国债的长期规模和负担，我们认为，只要我国经济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国债的最终规模就会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某一个固定值。如果我国每年国债规模是国内生产总值的5％（按照目前的GDP就应该是5835亿元），年均GDP保持7％的增长率，那么，国债负担率最终会稳定在2.1％，而国债占GDP的比重最终将达到71％。至于负担，认为国债不但没有为下一代留下负担，相反，国债为基础设施筹资恰恰反映了代际公平，这就避免了某一代人独自承担多代人共同使用的基础设施的不公平现象。　　在结构效应上，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在区域结构上，国债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国债更多地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　　总而言之，国债是自威廉·配第以来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原因在于国债的发行和运用不仅涉及到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它背后隐含的经济思想的分歧还涉及到对政府模式的不同主张，对由于国债产生的同代财富转移和代际问题涉及到社会诸多问题。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对于国债的争论都仍然没有一个一致的甚至比较一致的看法。可以预计，对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