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在国际国内两方面背景下提出的,是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体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示范蓝图,也是中国理顺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示范区,为统筹全国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撑。在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背景下,以环境异质下的长江经济创新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从问题导向出发,本文重点研究了环境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机制问题。在基础理论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长江经济带环境异质性评价及其时空演化特征,利用主客观赋权法与TOPSIS模型计算2004—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创新驱动能力状况,本文运用Tapio脱钩理论和改进的弹性分析法对2004—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情况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之间脱钩关系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与区域差异,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对于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与其环境异质性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一是长江经济带环境异质性评价及其时空演化特征分析。分别从污染处理与绿色环境两个方面出发,通过选取相应二级指标作为影响因素来量化区域生态环境异质性,并且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评价,为探究不同的生态环境对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做准备。二是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水平评价及其阻力类型分析。在创新驱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客观赋权法与TOPSIS模型计算2004—2016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创新驱动能力状况。针对长江经济带不同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科技资源禀赋,利用阻碍因子诊断模型对影响区域创新驱动能力提升的阻碍因素实施精确识别,并运用最小方差法（LSE）划分区域创新驱动的不同阻力模式,以期增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与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为长江经济带转型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的创新驱动力。三是长江经济带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脱钩关系及回弹效应。运用Tapio脱钩理论和改进的弹性分析法对2004—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的脱钩情况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之间脱钩关系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与区域差异;同时引入无残差完全分解模型对创新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耗的回弹效应进行分解,力求从创新发展方面找到影响资源压力的关键因素,为合理开发城市资源、实现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四是环境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的影响研究。考虑到经济发展、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存在时序演化、城市差异性以及非均衡空间分布的特征,因而表现为环境异质性与区域创新驱动能力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即存在一定门槛特征。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力会受某一因素影响在跨过门槛前后呈现不同的特征。因此,本文采用门槛面板模型,对于长江经济带不同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与其环境异质性影响因素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生态环境指数测度结果表明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指数明显优于长江中游、上游地区,基本反映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建设的状况。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生态环境指数都呈现上升趋势,且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指数平均值前25%的城市大都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排名在25～75%的城市大都位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排名在后25%的城市大都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上海市的生态环境指数一直位于长江经济带首位,江苏、浙江一直处于前列,重庆的生态环境指数提升最快;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指数呈现出先提高,再降低,而又提高的趋势,说明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建设理念下,长江经济带沿线各城市的生态环境状况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各城市污染物排放量不断减少,生态环境不断优化,但是中上游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指数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长江经济带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江湖库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必须将整个长江流域作为完整单元来保护修复,以体现科学性、有效性。（2）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能力测度结果基本反映了区域综合创新驱动能力的发展状况: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创新驱动能力呈现出在高低交错中逐年提高的趋势;下游地区的创新驱动能力明显优于中游、上游地区,且与中游、上游地区的差距不断增大;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创新驱动能力排名分布并不均匀;处于创新驱动能力排名前25%的城市基本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下游地区,处于排名后25%的城市基本位于长江经济带的上游地区;与研究基期相比,虽然城市创新驱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创新驱动能力得分较低的城市所占比重仍然较大。探究影响区域创新驱动能力提升的因素及有效管理创新驱动阻力,根据测算结果得出:其中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从业人员缺乏、科技经费支出较少、三大专利申请受理数与自主创新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制约区域创新驱动的普遍性因素。（3）总体来讲,在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呈现出弱脱钩状态,创新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经济发展方式逐步由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转换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在研究期内一直呈现弱脱钩状态,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脱钩弹性系数在研究期间变动幅度较大,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不稳定,下游地区应不断减少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通过加快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提升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从而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的脱钩弹性系数来看,城市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弹性不同类型脱钩状态的空间位置与空间集聚范围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城市创新水平与资源消耗的关联性逐步下降,在研究末期处于弱脱钩的城市为78个,处于强脱钩城市为10个,脱钩显著的区域呈现空间集聚的态势,大都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城市脱钩程度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长江经济带在推动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同时,经济发展开始从数量、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进行转变,创新驱动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经济带资源依赖模式的负外部性,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资源合理有序开发利用。运用无残差完全分解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创新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压力进行实证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口增长和创新强度的提升对资源消耗具有正向拉动作用,资源效率效应的提高对资源消耗起到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小于人口规模效应、创新强度效应对资源消耗的促进作用,使资源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潜在资源的节约并没有完全实现,产生了回弹效应,说明资源效率的提高在一定时期内所带来的资源消耗的减少是有限的,为有效控制城市资源消耗的过快增长,需要统筹考虑城市的人口规模效应、创新强度效应、资源效率效应对资源消耗所产生的影响。（4）单一环境要素在不同的门槛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综合水平有不同的影响。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E1）在人均GDP不同的城市对创新驱动能力呈现相反的作用;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E2）在人均GDP不同的城市,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驱动综合水平的影响方向和大小也各不相同,但在人均GDP较高时,其促进作用最大;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E3）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驱动综合水平的弹性系数显示了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促进作用越大;建成区绿化覆盖率（E4）在人均GDP不同的城市,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综合水平影响并不相同。绿地面积（E5）在不同的门槛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综合水平影响均为正向。比对不同人均GDP门槛数值下的单一环境要素,当人均GDP较低时时,应当注重提高城市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当人均GDP较高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绿地面积都对沿线城市驱动能力都可以产生不同大小的促进作用。环境要素组合在不同的门槛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有不同的影响。三废污染处理（EP）与创新驱动能力的影响机制表明,当人均GDP较低时,三废污染处理会对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产生抑制作用,当人均GDP较高时,三废污染处理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环境（EG）在人均GDP不同的城市,其弹性系数显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绿色环境对城市的创新驱动能力提高的促进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总生态环境（E）在不同的门槛下,对长江经济带创新驱动综合水平的弹性系数显示了随着人均GDP的不断提升,总生态环境对沿线城市的创新驱动发展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呈现进一步减弱的趋势。比对不同人均GDP门槛数值下环境要素组合因素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创新驱动综合水平的影响。当人均GDP较低时,绿色环境对城市的创新驱动有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当人均GDP较高时,环境要素组合变量对城市创新驱动发展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会因为人均GDP的提高而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