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侗族地区明代以前没有得到集中统治,社会内部秩序混乱。明代建省后,在侗区进行统一行政规划,情况有所改观,但部分山区依然没有纳入国家政治版图。当时的政府在侗区大兴文教,企图通过用儒学教化苗民,达到“以夏变夷”的目的。明朝时侗区的传统教育逐渐兴盛,官办儒学开始向体制化发展,却程度不深。此阶段儒学在侗区的发展虽微乎其微,但仍为清代儒学发展做了重要贡献。清代康熙四十三年后,清廷对黔东南侗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改土归流措施,使得这一地区进一步汉化。在文教上,大兴学校,宣传中央正统思想,到雍正时期官学体系开始走向顶峰,使得儒学从侗区的外围向其腹地推进。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的兴盛为贫穷的苗疆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封建社会,官办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而黔东南侗族地区的官办儒学教育乃是专注儒学在黔东南侗族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清一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的办学主体是政府,教学框架是儒学,主要以地方官学、义学、书院等形式出现。通过对官办儒学整体梳理,包括学校的建置、分布和管理等方面,借助图片和表格,对官办儒学体系展开系统的了解,以期能有更加全面的认识。进入官学求学的一部分有识之士通过科举考取功名,成为了官员和儒学的传播者,他们的成功在侗区社会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官办儒学也得以以更强劲的势头在侗区社会全面渗透。总之,侗族地区官办儒学在清一代得到了显著地发展,使相当多的少数民族子弟有了读书求学的机会,培养了读书向学的文明之风。清代黔东南侗族地区官办儒学的发展从不同层面对侗族地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儒学教育在清代推进侗区教育迅速提升,促进人才增长。其次,官办儒学推进了侗族地区汉文化的涵化,加强了民族融合。再次,在儒学的影响下侗族地区迅速吸收中原汉族宗法制度,侗族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最后,在儒学的推动下,中央政治统治有所强化,加快了黔东南侗区社会逐渐国家政区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