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受新冠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就业环境日渐严峻,而数字经济由于其在疫情期间展现出的独特优势,成为我国目前大力发展的对象,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影响可以为改善就业形势、解决就业民生问题提供参考依据。在众多学者对两者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主要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人数和就业结构的影响,对就业质量的关注较少。在分析就业人数受到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人数的增加,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人数起到了抑制作用。在就业结构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人员从一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30个省份（其中不包括港澳台和西藏地区）的样本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我国就业市场在就业人数、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三个维度产生的影响。在实证分析前,本文从电信通信水平、数字经济业务规模、企业数字化水平和人力科技资源四方面出发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改进后的熵值法和线性加权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确立就业评价维度时,用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总人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和平均货币工资指数分别表示就业人数、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在得到模型回归结果后,分别用对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和改用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就业人数呈现明显的抑制作用,但对就业结构的转变和就业质量的提高却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地区层面,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就业人数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抑制影响最大,在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方面,三个地区都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根据本文研究结果,国家应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其他领域的融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扩大数字生态中的就业空间,在经济和人才政策上可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帮助西部地区挽留当地人才的同时鼓励引导其他地区的人才到西部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