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6、17世纪起,诗经学在海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逐渐深入的过程,它不仅在纵向发展上具有译本多样化且逐渐趋于精细的特性,在横向发展上,也经历了对文本内容从经学过渡到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就西方诗经学的形成、发展及西方文艺理论对我国《诗经》研究的影响可以做一个深入的探析。本文主要从三部分展开：首先,本文的第一、二章对西方诗经学近四百年的发展做一个整体研究和归纳。纵向上,以时间为划分条件,把西方诗经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的传教士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以法国为代表、以文学为主的综合研究阶段和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阶段；再以国家为类别进行横向研究。以英、法、德、瑞、美为西方世界的主要代表国家,从每个国家选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并对其在西方汉学界中具有影响力的《诗经》学者进行盘点,以点带面,力求讨论并分析出每个阶段每个国家的不同研究特色及相互承传关系。其次,中西文化传统与思维模式是不大一样的。因此,西方的学者包括海外的中国学者,他们在诗经学研究上所持的文学理论及批判方法,必然与我国传统诗经学有所差异。借鉴和考察海外学者的方法对我们是有启示的。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的文艺理论日趋繁复,出现了多学科的相互交叉,这也导致了《诗经》研究的多元化及多样化,比如社会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及文学研究等。限于时间及篇幅原因,第三章只选用对国内《诗经》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学研究这一方面进行考察,以毕瓯的《从<诗经>看中国先民的风俗民情》、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宇文所安的《<诗经>的繁殖与再生》三部作品为代表,希望可从中一窥海外丰富的研究理论及其成果。最后,本文的第四章是在第三章的基础之上,考察“五四”之后西方的社会学方法是如何影响国内《诗经》研究的。以胡适、顾颉刚、闻一多等为代表,诗经学研究是如何一步步突破传统诗经学的束缚,并走上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蔚为壮观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探讨西方文艺理论对国内诗经学研究的影响,考察其得失,也是对西方诗经学进行一个学术总结,以便对以后《诗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点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