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以来,央行多次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周期性下行的压力。然而,与宽松政策相悖的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自2010年之后,连续六年出现下降。直到2017年,在外部需求的回升刺激下,才小幅提高,但2018年,经济增长又再次下行。与此同时,受房地产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居民住房贷款快速提高的影响,我国家庭部门的债务规模不断膨胀。由于家庭债务规模变化会引致家庭居民消费行为的变化,而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力发挥又依赖于微观居民主体的消费行为,因此,家庭部门债务规模的上升有较大的可能性会作用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发挥。为验证上述判断,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来实证检验家庭部门杠杆率对货币政策之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结果显示:家庭部门债务会抑制货币政策之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效应。在高居民债务杠杆率时期,这一效应更为明显。紧接着,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住房贷款存量和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家庭部门DSGE模型来探讨不同债务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效力差异及其作用渠道。本文发现,家庭部门之所以会抑制货币政策之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效应,主要是通过住房资产的融资约束渠道进行的。当债务规模较高时,非耐心家庭通过住房资产抵押获取贷款的能力下降,使得宽松货币政策难以有效激发非耐心家庭的贷款增加,导致非耐心家庭的消费和住房投资无法有效提高,进而抑制了货币政策的效力发挥。此外,在高债务水平下,耐心家庭会更不愿意将新增货币资产用于贷款,而是转向其他方面的用途。这有可能会促进物质资本投资增加和消费提升。但同时,为应对债务上升带来的还债风险,耐心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会更强,从而会抑制消费。最终,耐心家庭的投资和消费行为要取决于不同渠道作用的综合结果。基于此,本文认为,现阶段要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除了要在货币政策本身的松紧调节做文章之外,还需要控制家庭部门的债务规模,通过改善微观居民主体的消费行为预期,来优化货币政策作用的微观基础。而要控制家庭部门的债务规模,我们应当继续保持对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控制,坚持房住不炒的理念,稳定房地产价格,避免因住房贷款的再度膨胀而导致的家庭部门债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商业保险制度,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保证工资、教育、社保等基本民生支出的稳定增长,努力解决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改善消费环境,控制通货膨胀,通过降低消费税或发放消费补贴等配套措施来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