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发现,女性在高成长创业活动中的参与度显著低于男性。究其原因,学者们将此归结于女性创业者缺乏对企业成长的雄心抱负和发展意愿。尽管当前世界各经济体都已采取措施促进本国高成长创业活动的发展,但男性和女性创业者是否在同等程度上受到政策支持的激励尚不可知。此外,随着女性创业在全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鼓励,特定情境下被认为阻碍女性创业活动的规范和刻板印象是否依然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仍有待深究。当政策制定者试图建立成功的创业生态系统以培育快速成长的中小企业时,识别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其方式是十分必要的,而在认知视角下探索创业者对制度环境的不同感知如何影响其经营抱负是回答相关问题的有益途径。因此,本文聚焦创业者的企业成长意图,分析其性别差异的产生原因,发现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对企业成长所处制度环境的不同感知解释了他们创业成长意图的水平差异。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制度理论出发,结合认知视角、女性主义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进一步探究了为何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具有不同的制度环境感知以及这一感知如何影响创业者的成长意图。本文通过三个子研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基于制度理论的三维度框架,研究一探索了中国情境下创业者成长意图性别差异的产生原因,检验了创业者的制度环境感知在性别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另外,由于个体的认知通常受到文化导向的影响,研究还检验了创业者的自我建构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二聚焦创业者对制度环境感知的性别差异,分别基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和社会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了男性和女性创业者不同的资源和文化特质如何解释其对多维度制度环境的感知差异,进而检验了个体的先前经验和依赖自我建构在性别与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三进一步揭示了制度环境感知对创业成长意图的影响机制。基于中国情境下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研究检验了制度环境感知通过影响个体对企业成长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进而引起创业成长意图的认知路径,发现创业者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成长意图的产生至关重要。利用对多地区创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通过建立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相比女性创业者,男性创业者更可能具有创业成长意图,而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对管制和认知制度环境的不同感知解释了他们创业成长意图的性别差异;(2)女性创业者对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的感知都比男性创业者更为消极,尤其在独立自我建构的创业者中,对制度环境感知的性别差异更加显著;(3)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在资源特质和文化特质上的差异分别解释了他们对不同维度制度环境的感知差异:女性创业者的先前创业经验明显少于男性创业者,导致女性创业者对管制制度环境的感知比男性创业者更消极;男性创业者的依赖自我建构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创业者,使得他们对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的感知都较女性创业者更积极;(4)创业者对管制和认知制度环境的感知仅影响了他们对企业成长的知觉行为控制,其对企业成长的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都受到规范制度环境感知的影响;(5)创业者的知觉行为控制不仅能对创业成长意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能够作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前置因素间接决定创业成长意图。本研究基于不同派别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了创业成长意图的性别差异,丰富了女性主义认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场景并区分了各理论对创业现象的解释路径。同时,本文深化了性别视角下的高成长创业研究,拓展了创业认知研究和计划行为理论的边界,为微观层面的制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基础。在丰富创业领域的情境化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补充了性别视角下的创业生态系统研究,为政策制定者设计高效的创业扶持政策和构建支持高成长女性创业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参考,并有助于风险投资者建立更完善的投资标准,挖掘女性创业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