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来自47个国家的335809个制造业公司年度数据样本,通过最小二乘回归,本文探究了社会信任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尝试将当前公司融资研究的重心从公司风险承担的管理动机转向决策制定的文化环境。本文假设社会信任通过影响一国的正式制度和管理决策来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此外,本文使用盈余操纵作为管理操纵的代理变量,并提出社会信任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这些公司特征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通过三类渠道负向影响公司的风险承担:财务透明度、信用互惠和管理层薪酬结构,处于高度信任社会中的公司和管理层其表现更为亲社会。在具有较弱的正式制度的国家,社会信任对公司风险承担的影响程度更强,尤其是在安然和世通事件后的时期;社会信任和公司风险承担的关系因英语操纵程度加强而得到增强。本文认为,即使处于具有革命性专业化的高度发展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一个社会或一国总体上的文化背景,具体而言则是社会信任,将决定并影响公司决策的方式。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可应用于加强国际管理原则的实践。本文的结果对一系列敏感性检验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