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我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取得了众多成就,一些传染病已基本被消灭,但是新的传染病还在不断传播。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传染性疾病搭乘“快车”而传播蔓延的更快。近年来有多起传染性疾病的爆发流行,特别是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爆发力强、传播速度快、具有隐藏特性等特点在全球范围内肆虐,使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政策的不足。因此,本文整理了建国至今的传染病防治领域政策,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借助管理过程和时间维度,构建分析框架,旨在通过从多维度对政策进行研究,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方法:本文就“传染病防治政策”这一核心问题,从政策工具视角出发,基于Rothwell和Zegveld政策工具分类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法和Nvivo软件,对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政策进行研究。本文以我国建国以来传染病防治领域的238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从发文数量、发文机构、类型方面进行分析,构建以政策工具维度为主轴,管理过程和时间维度为辅轴的三维分析框架,分析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以及侧重方面。研究结果: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政策文本分布数量在2003年非典爆发以后迎来第一个峰值,随后处于波动状态,并在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政策数量明显上升;政策类型以通知为主,占比高达77.73%;政策的发文主体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主,其联合发文的数量也是居于首位。从单维度来看,供给型政策工具占24.32%,环境型政策工具占59.88%,需求型政策工具占15.80%;预防准备阶段占42.23%,处置救援阶段的政策文本数量次之,占25.61%,恢复重建阶段（17.85%）和监测预警阶段（14.31%）的政策条目较少;探索期政策文本条目占56.65%,发展期占33.72%,起步期仅占10.62%。从双维度来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政策工具在传染病防治的过程中均有应用,表现为“中间重,两头轻”;三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在不同的的时期政策文本数量分布有较大差异,环境型政策工具在每个时期都备受青睐,都居于首位,占比均超过50%,有的甚至高达70%。需求型政策工具在每个时期内的应用都比较均衡,占比15%左右,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在各时期内有所差别。研究结论:1.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不合理。2.管理过程政策分布不均衡。3.双维政策耦合程度较低,分布呈现离散现象。建议:1.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医疗资源分布均衡化。2.重视政策工具应用的合理化,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和外部结构。3.统筹各阶段的政策,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4.加强政策主体系统合作,强化联防联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