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中央首次提出“六稳”概念,并把“稳就业”放在“六稳”的首要位置,各级政府均积极出台就业政策,在新增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突发疫情的挑战下,202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当前形势提出了六“保”的政策,其中保居民就业再次排在第一位。当前世界,大数据、5G、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在社会经济中的应用不断加深,以这些新兴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产生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形态。伴随着我国数字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家就业逐渐流向第三产业,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引起了就业的组织方式、雇佣方式和就业边界等方面的变化。如何发挥出数字经济在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对于我国保居民就业将产生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省域就业的影响效应。首先,分别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和就业的现状,包括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及构成情况,全国和各个省份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现状。其次,从理论上提出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影响的作用机制,一是分别从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破坏机制与创造机制两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机制;二是分别从行业结构效应和技能结构效应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最后,从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一是通过相关检验选取了合适的经济权重矩阵和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就业总量的影响,二是通过计算综合就业系数和直接就业系数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行业结构的影响,并通过计量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本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就业人数在空间上存在较强的相关性,ICT行业增加值、产业结构、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产品项目数等变量对我国就业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分地区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四大地区内部的省市都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且四大地区除了在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系数上存在较大差异外,其他变量对各地区就业总量有相同的作用方向;四大地区内部省市以及29省市第三产业就业都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ICT行业增加值、产业结构、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等变量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从分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可知,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技能劳动力就业存在较强的时空相关性,而东部和东北地区内部省市存在较强的时间相关性,但在空间上的相关性不高。本文的创新点有:第一,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就业的作用机理上,本文通过分析数字经济相关的理论基础,特别是梳理了与数字经济息息相关的数字技术创新及进步影响就业的理论知识,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就业总量及结构的作用机制;第二,以省域为研究对象,从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两个方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目前数字经济对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通过ICT行业增加值、科学技术支出占比、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新产品项目数等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并分别从全国和分地区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