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更为我国企业国际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2012年中国对外投资报告数据显示,该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流量创下878亿美元新纪录,跻身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为中国企业开辟了全新的竞技场,使中国企业不仅能利用来自世界的新技术新设备,也使它们面临更残酷的生存竞争,为此中国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世界市场谋得一席之地。　　但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企业国际化并不一定带来公司绩效的提升。国外学者提出“成功悖论”说,指出企业实施的并购活动并不一定都能带来公司绩效的提高,反之甚至会毁损企业价值。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国际化战略提上公司日程。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国际化现状及发展趋势,是当前重要的基础性课题,国际化驱动因素便是其中一个关键切入点。Schumpeter从高管帝国构建的角度出发,指出公司高管为了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会做出许多帝国构建行为,例如利用公司资源过度投资,在企业不适合的发展阶段推行多元化、国际化战略等,从代理理论的角度为国际化驱动因素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视角。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企业的成长,因此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回顾国内外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相关文献,大部分研究主要基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型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企业国际化研究较少。同时,关于企业国际化驱动因素方面的文献,学者们主要从企业角度探讨企业自身具有的特征对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影响,而对企业战略的制定者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主要基于Hambric的高阶理论,从高管异质性的角度出发探讨对国际化战略的选择。而从代理理论角度出发对我国企业国际化驱动进行相关研究的文献还非常鲜有,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独特创新点。　　根据代理理论,本文主要以高管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以及政治关联背景两个方面的帝国构建行为来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选择差异进行分析,同时从企业国际化广度与企业国际化深度两个维度对国际化战略进行深入剖析,利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2006-2012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采用大样本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样本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回归等方法,探讨高管控制权私人收益、政治关联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企业国际化与高管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内生性问题,采用hausman检验的方法对模型的内生性进行了考察,并采用2SLS法消除相关变量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高管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与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即高管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越高,企业国际化偏好越强,从而证明了高管的帝国构建行为;而高管政治关联背景与企业国际化程度负相关,由于具有政治关联背景高管的公司未能将现有的政治资源优势转化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因此阻碍了企业国际化的开展;控制变量方面,公司规模越大、成立时间越短,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由于规模越大的企业有更强的风险应对能力及良好的公司经营管理能力,因此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绩,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以“走出去”作为发展目标,因此很多刚成立的企业也较早开始了企业国际化;公司资产负债率越低、资产周转率越快,企业国际化程度越高,这些指标从财务表现、公司运营能力等方面对企业国际化产生影响;股权集中度方面,国有法人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国际化程度越低,由于国有法人持股比例越高,相关领导人越注重自身政治目标的实现,以及在职消费等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谋取,从而会占用公司资源,对企业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产生消极影响。　　本文从代理理论角度出发,嵌入中国特有的制度因素,以独特的视角为企业国际化驱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并对企业国际化悖论进行了证明,同时根据研究结果对企业国际化提出了相关建议,这对于我国上市公司成功推行国际化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