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距离对于独立董事参与企业治理具有双向效应。由于异地独董长期远离任职企业所在地,可以避免“关系效应”,相较于本地独董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从而提出更为客观准确的意见。同时异地独立董事拥有当地的社会资源,对当地市场环境了解更为充分,可以帮助企业提高异地并购和异地经营的效率,发挥强大的咨询职能。但是由于地理距离的存在,异地独董会议缺席的情况屡见不鲜,且异地独董远离管理层社交圈层,难以获取与企业内部的“软信息”,从而不能对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客观的判断,导致“监督无效”的情况。而高速铁路的建设可以缓解地理距离对异地独董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高铁的迅速发展使交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运营里程高速增长,高铁客运量在铁路客运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从“四横四纵”到“八横八纵”,我国高铁网络建设已基本成型。高速铁路的建设,压缩了时空距离,降低异地独董出席会议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异地独董会议出席情况,提高异地独董监督职能,同时高铁开通会促进人才和资本向开通城市流动,提高城市对外地独立董事的吸引力,并且高铁开通会加速企业的市场向外扩展,异地经营情况增多,企业聘请异地独董以提高异地经营效率的需求增加。本文以该城市上市公司异地独董占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异地独董人数来衡量企业对异地独董的聘任,建立多期DID模型分析高铁建设对异地独董聘任的影响,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 PSM-DID和安慰剂检验。本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增加上市公司对异地独董的聘任,提高异地独董的比例和人数,并通过减少异地独董会议缺席次数、提高异议率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高。最后,高铁建设对异地独董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他城市相对于高校聚集城市、非国有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高铁建设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四个建议:第一,企业要充分利用高铁开通带来的优势,提高自身发展;第二,国有企业需建立更市场化的制度,完善企业薪酬制度,提高对人才的吸引;第三,异地独董可以利用高铁带来的交通便利,获取更多关于企业经营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充分发挥独立董事职能;第四,监管当局应鼓励上市公司聘请更多的异地独董,以减少由于地域临近而带来的关联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