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席勒(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伟大的诗人、戏剧家、美学家,他与歌德并称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与莎士比亚并称为世界戏剧史上的“并峙双峰”,在美学史上,他创造性地使用了“美育”的术语,开启了审美现代性批判之先河,被誉为“现代美育之父”。早在20世纪初,席勒的美育思想就随王国维、蔡元培、张君劢、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传入我国,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推动了中国美育思潮的形成、发展。本文在文献研读的基础上,从发生学的视角去审视席勒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的关系,考察近现代中国接受席勒思想的历史缘由与具体史实,清理席勒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美育思潮发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影响的方式,并选择了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郭沫若、田汉作为典型个案研究,探讨这一文化事件所呈现出的思想资源和基本规律。全文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说明本文写作的缘起、意义；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对美育、美育思潮进行概念界定；并从人性与人格完善的角度阐述席勒美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探讨席勒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席勒进入中国是在传统文化现代转换、旧式教育体制革新、大众传播媒介兴起的历史语境下,近现代中国的席勒译介经历了清末民初的发轫期、新文化运动至30年代的繁荣期、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沉寂期三个阶段；席勒接受表现出选择性过滤、中国式改编、镜像式想象三种倾向；席勒美育思想伴随着中国美育思潮兴起、发展、流变的全过程,改变了中国传统美育的从属地位,张扬了审美的自由理念,并将美育引向对现实人生的观照、对理想社会的构建。第二章考察王国维、蔡元培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美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尊为“吾国之希勒(即席勒)”,早在1903年他就开始引进西方现代美育理论,挖掘中国传统美育理念,确定美育的情感教育本质,倡导美育独立。王国维的美育思想深受席勒的影响。20世纪初王国维通过自学西学,了解了席勒的美学、美育思想；后来担任《教育世界》杂志主编,他多次撰文介绍席勒美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席勒的美育目的论、价值论等；王国维还以席勒“游戏说”为理论基石,肯定艺术的游戏本质,强调文艺功能的“无用之用”,批判传统“文以载道”思想；依据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对艺术创作手法的区分,解读中国古典诗词,创新传统意境论。蔡元培是中国的“现代美育之父”,他以毕生精力推行美育。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他将美育写入国家的教育方针,第一次确立了美育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作为北大校长,他身体力行,亲自指导美育实践。在蔡元培的倡导和引领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美育思潮得以形成并迅速发展。蔡元培的美育思想深受席勒的影响,他接受席勒以全面发展为旨归的美育目的论、以情感教育为内涵的美育本质论、以中介调和为功能的美育价值论、以艺术教育为手段的美育实施论,构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体系。蔡元培的接受在本土化过程中又呈现出创新发展之势：他赋予美育启蒙性,较之席勒更重视美育实践,强调从家庭、学校到社会的整体美育观,提出了颇具影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王国维、蔡元培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的大背景下,他们试图通过美育培养“完全之人物”、养成“健全人格”,改造国民劣根性,使美育成为了“立民新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章考察朱光潜、宗白华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朱光潜是我国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美育思想。作为席勒美学、美育思想的重要中国译介者,朱光潜的美育思想也受到了席勒的影响。他吸收席勒的人本主义美育观,重视美育“怡情养性”的功能,将人生的最高价值指向美,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命题。宗白华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他在研究席勒美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构建理想人格的救世方案,并将境界的研究与人格的探求结合起来,提出了“艺术生命化”与“生命艺术化”的课题。朱光潜、宗白华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并峙双峰,他们都关注苦难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试图以美育解除人生的烦闷,人内心的压迫感、寂寞感、空虚感,提升人的美感修养,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人生,视鄙俗的社会生活为艺术品,以实现生命的活跃,生活的情趣化,心灵的自由解放,赋予了美育“救赎”的功能。但是,朱光潜、宗白华的“审美救赎”论又不同于之前的王国维,王国维认为人生的苦痛源于“欲”,解脱之道便是“拒绝生活之欲”,呈现出悲观厌世的情调。在朱光潜、宗白华的视野中,人生的最终目标不是“超脱”而是积极地“参与”,培养“出世的精神”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入世的事业”,超脱现实仅仅是在恶劣环境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手段。第四章探讨郭沫若、田汉对席勒美育思想的接受。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在戏剧、诗歌等领域成绩斐然。郭沫若曾与田汉以“中国的歌德和席勒”相期许,虽然郭沫若被文艺界视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但是,郭沫若是席勒戏剧《华伦斯坦》的中译者,他早期曾接受席勒“游戏说”,强调艺术的无目的性；接受席勒对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手法的区分,将“摹仿的艺术”与“表现的艺术”相对立。郭沫若的史剧创作也呈现出“席勒式”倾向：宣传时代精神、遵循“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表现殊死斗争的悲剧精神。田汉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一代宗师”,曾立志做“中国的席勒”,早在日本留学时,田汉就曾介绍席勒的美育思想、接受席勒“游戏说”、审美调和论,此时的席勒是他心中崇拜的“浪漫主义诗人”；回国之后,他译介了席勒戏剧《奥尔良的姑娘》、《威廉·退尔》的故事梗概,称席勒是“为自由而战的人”；1950年代,他又将席勒视为“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大加赞赏,田汉的席勒接受凸显出我国时代精神的演进。田汉的历史剧创作也同席勒一样表现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主题、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展现人物性格、遵循“诗意真实性”创作原则、在剧中大胆融入自我形象抒发自我情感。郭沫若、田汉是4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他们接受了席勒通过美育改造社会、实现政治自由的理想,但是忽视了艺术的“中介”形式,让艺术直接为集团吼叫,为政治呐喊,中国的美育由此失去了形而上的慰藉功能,走向了服务政治之路。结语部分主要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席勒接受的特点并展望未来的席勒接受方向。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席勒接受呈现出美育启蒙、审美救赎、政治诉求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今天,科技迅速发展,机械化大生产带来了分工的精细化、专门化,这种工具理性的统治导致了人的片面发展,生命的主体性丧失,自由个性遭到扼杀,如何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理论课题,席勒的美育思想必将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成为解救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危机的思想资源。进入新世纪,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任务,席勒将美育视为一种而向未来的和解力量,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和谐社会、美丽中国的建设中定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