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距离视角下美国OFDI区位选择研究 ——以东道国市场规模为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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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活动频繁。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占据首位,其OFDI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根据乌普萨拉国际化模型,在国际化进程中,心理距离是影响跨国企业选择东道国(地区)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缺乏对东道国(地区)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心理距离因素的了解,跨国企业在当地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最终投资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因此,从心理距离视角探讨美国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心理距离为研究视角,以美国OFDI为研究对象,以心理距离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为指导,重点探讨心理距离对美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在建立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首先从投资规模、产业结构、空间分布、空间关联特征四个方面总结刻画了 2000-2017年美国OFDI的现状特征,继而再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完成心理距离测算指标的选取,共包含五个方面:文化距离、制度和政府治理差异、语言差异、宗教差异和移民因素,并进行心理距离测算及其空间分布的描述。然后,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分样本回归分析法分别进行心理距离对美国OFDI影响的总体分析和分样本分析,同时纳入了东道国市场规模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心理距离与美国OFDI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为各国对外投资和吸收投资提出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对美国OFDI的现状特征分析发现,在投资规模上,美国OFDI存量及流量规模大,扩张速度有放缓趋势,存量稳步增长,占比却持续走低,流量及其占比的波动均较大;产业结构上,服务业已成为美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产业,制造业退居第二位。控股公司(非银行)在服务业中占绝对优势地位,金融保险业次之,其余行业的占比均较小;空间分布上,美国对全球六大区域的投资额由大到小排列为欧洲、拉美和其他西半球国家、亚太地区、北美地区、中东、非洲。美国对欧洲的投资集中在西欧七国,对拉美的投资大部分流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在美国对外投资中的战略地位下降。以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美资的吸引力增长,美国投资战略有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埃及和以色列分别是美国在非洲和中东投资最多的国家。空间关联特征上,美国OFDI流入国(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但空间关联效应较弱。集聚多以欧洲的H-H(高高)类型和非洲的L-L(低低)类型为主,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美国OFDI在全球分布不均衡。(2)根据74个样本国(地区)与美国的心理距离测算结果可知,从六大区域看,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国外,以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国家整体与美国的心理距离最大,印度尼西亚是该区域与美国心理距离最远的国家,澳大利亚是74个样本中与美国心理距离最近的国家;其次是非洲和中东地区,非洲与美国的心理距离较大,且在国家层面上存在明显差异,南部的赞比亚、南非和坦桑尼亚与美国的心理距离较小,而北部的埃及和摩洛哥与美国的心理距离较大。以卡塔尔和阿联酋为代表的中东地区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心理距离;拉美地区与美国的心理距离较小,但由于文化、制度和语言上的差异,也出现了部分高值国家,如危地马拉、秘鲁和厄瓜多尔;加拿大与美国的心理距离较近;以英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心理距离整体偏小,且在地理分布上存在明显的自西向东递增的趋势。(3)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心理距离是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与美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即美国跨国企业倾向于投资到与其心理距离较小的国家(地区)。在心理距离的各组成要素中,文化距离、制度和政府治理差异、语言差异和宗教差异均作为负向因子,对美国OFDI的流入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移民因素则是唯一的正向因子,能够积极促进美国OFDI的流入。同时,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存在强烈的市场寻求动机,通过在模型中加入心理距离与市场规模的交互项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可以削弱心理距离对美国OFDI流入的负向影响,对心理距离与美国OFDI二者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4)在分样本回归中,具体到心理距离各要素层面,对比在不同类型国家中各要素对美国OFDI影响的异同发现,制度和政府治理差异、宗教差异和移民因素对美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中仍保持一致;文化距离与语言差异对美国OFDI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中表现不同,文化距离与流入发达国家(地区)的美国OFDI呈正相关,而与流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美国OFDI呈负相关。语言差异对流入发达国家(地区)的美国OFDI有阻碍作用,而对流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美国OFDI有促进作用,后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样本组中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组中,心理距离对美国OFDI的流入均存在阻碍作用,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二者的关系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这种阻碍作用和调节作用在不同国家类型中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地区)的心理距离阻碍作用和市场规模调节作用均显著强于发展中国家(地区)。本文的拟创新之处在于,在探讨心理距离对美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的同时,兼顾投资行为的逐利性质,将东道国市场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引入模型,进一步考察东道国市场规模对心理距离与OFDI的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并通过分样本回归分析法,对比分析了在不同类型国家中心理距离及其各组成要素对美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差异,丰富了心理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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