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技术理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甚至把对世界的认知延伸到对人类自身的认知。特别是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扮演“上帝”成为可能,成为人类追求自身完美、打破生命限制之欲望滥觞。这项技术直接和人的生命相关,疯狂试探着人的基本权利边界,威胁着人性尊严和生而为人的价值。首先,人类基因编辑行为本质上作为一种科学活动、技术行为。首先应当认定其作为科学活动的事实地位和这种事实地位放置在社会环境后具有的技术理性最大化倾向。回归到该行为的法律属性,一方面,该行为的活动自由应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应予以保障;另一方面,该行为是受行政法规制的受制约行为。通过“法律发现”这一法律方法进行分析,人类基因编辑行为自由和限度应当受到公共利益、人格尊严、伦理道德的三个维度的制约,推及到具体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应当认为涉及“治疗型”基因编辑、“体细胞”基因编辑的行为是法的自由范畴。由应然到实然,总结我国行政法律体系蕴藏的基本立场、参照我国对人类基因编辑行为的规制制度,发现除了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包含的法律规范体系不全、研究资格审查欠缺、风险分级制度粗浅、伦理审查制度失灵等法律系统本身的认知缺失外,在“社会系统复杂化”背景下,还暗藏着一个危险的规制倾向:具有高权行政特征的“命令-控制”规制手段的延续运用与“社会功能分化”之间形成矛盾,造成了法律系统的“合法化危机”。在这样的危机下,“反身型”规制策略就成为应对这一情况的较优选择。这一规制策略突出构建一种扁平化规制结构,期待实现作为社会子系统之一的“科学系统”实现良好的自我规制,能够与法律系统形成相互“指涉”关系,以期达到治理的理想状态。以“规制主体职责—自治主体责任”为框架、以“反身法”理念为基础进行制度构建可以以法治理念影响科学自治主体的规范运作,而又不直接干涉科学自治体的自主运作权,这样便可以实现“发展与安全”的行政目标。以此期待实现我国在人类基因编辑领域、甚至更广的科技领域的规制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