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现行刑法对于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相关规定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发挥了积极的保护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相应的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也颁布了司法解释,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对象以及行为人主观方面认定仍存在许多困惑。本文就争议问题进行探讨,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刑法适用的现实问题进行实证考察。首先是主观方面司法认定的问题,具体包括司法裁判忽略行为人主观缺乏犯罪故意,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提出不知行为对象属于刑法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知收购、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犯罪行为等抗辩事由不予采纳,对行为人成立犯罪故意亦缺乏相关的说理分析。其次是在对人工繁育用于商业性经营的野生动物是否为刑法保护对象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及法院对向具有繁殖驯养资格的主体购买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是否成立犯罪存在同案异判的情形。第二部分针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在刑法适用过程中存在的争议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首先,在司法认定中忽略法定犯之特殊性,忽视了前置概念“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需具有专业知识加以解读,因此存在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之认识对象和认识程度的差异,导致入罪标准存在偏差。其次,在违法性认识是否为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又次,部分法院不加区分地将收购、出售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行为都认定为犯罪,难以实现司法裁判的公平与正义。最后,实务中也存在不同法院对向具有人工繁育资格的经营主体收购人工繁育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定性之分歧。第三部分针对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在刑法适用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建议。一方面,明确行为人只需认识到其出售、收购的为何种野生动物,并且应当采取违法性认识可能性说统一裁判标准,即行为人只需存在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就可以认定其存在犯罪故意。另一方面,应当在资源法益说视角下理解野生动物的“珍稀性”,将繁育技术成熟、种群数量大,经过论证并得到有关部门许可后进行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排除在犯罪对象范围之外,向合法取得相关资格的经营主体收购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行为不宜认定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