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古纳·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1914年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顾问首次来到中国。1925年夏返回瑞典。1926年,经瑞典国会批准,安特生用其从中国带回的一批文物作为初始馆藏,筹建了瑞典东方博物馆(Ostasiatiska Museet,英文名：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同年,因计划陪同瑞典王太子阿道夫(全名：奥斯卡·弗雷德里克·威廉·奥拉夫·古斯塔夫·阿道夫即后来的古斯塔夫六世,Oskar Fredrik Wilhelm Olaf Gustav Adolf,1882—1973)的访华活动而再次来到中国,至1927年5月离开。1936到1938年间,安特生第三次来华,在华南、西南等地展开一系列考古发掘活动,前后在中国从事了近14年的地质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调查、研究工作。他在史前文化分期上的错误和针对中国文明起源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观点,使其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批判。长期以来,学界对安特生的研究多集中于20世纪考古学史的述评,对其在近代中瑞考古学交流中的作用鲜有涉及。本文旨在从安特生在华考古活动、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科创建与发展、与中瑞两国学者间的交流、与瑞典汉学及东方博物馆的发展等角度出发,对其在近代中瑞考古学交流中的意义进行全方位探讨,以期对当今社会的中外学术交流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