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德斯鸠庞大的理论体系当中,其分权学说或者说“三权分立”学说最为人们所熟悉和津津乐道。但是问题在于,仅就《论法的精神》本身的结构体系而言,分权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论述的部分,它与文本中的另一个概念——“政治自由”紧紧纠结在一起:两者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环节,前者几乎可以说就是后者现实化、制度化的结果。如果说“三权分立”是躯体,那么“政治自由”就是灵魂。在孟德斯鸠的那个时代,现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专制主义如日中天的18世纪中期,公然宣称要把君权拆分为三分那无疑会造成极大的风险。那么孟德斯鸠所说的“三权分立”在当时又是怎样意义上的一种“三权分立”呢?“三权”的划分为什么是立法、行政、司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分法?法官既无枪炮又无金钱,那么司法权又何以被设计成为国家权力中枢的一极?在论及“法”与诸多事物的关系之后,孟德斯鸠为什么要去大费周章地研究中世纪的封建国家理论,难道《论法的精神》最后的这一部分与其他部分,或者说与“法的精神”毫无关联?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一部以“法的精神”为题的著作为什么能够推导出一种国家政权的组织形态?“法的精神”与国家权力的三分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换句话说,为什么分权式的政体最契合于“法的精神”?竭力地展示这些问题,并且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将这些问题组合为一个整体,这正是写作本文引言与第一章的主要目的。在《论法的精神》当中,“法”被视为万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被视为是造物意志在理性的作用下不断发展演变的结果,被视为是上帝与万物沟通的理性渠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具备了恒定不变的“精神”。这种精神造成了“法”内部的分化;这种精神又同时为分化出来的不同类型的“法”划定了固有的活动范围;同样是这种精神,又在这些不同的范围之间造就出了一种天然的秩序:人类因“知识”的不断积累脱离了“自然法”的孤独状态而进入到社会的“战争状态”当中。“战争”场景的差异使“法”有了国内与国外之分;“战争”结果的复杂使“法”有了“民法”与“政治法”之分。这些“法”的不同类别有着共同的起源却也有着迥异的面貌;有着相互交织的内涵却也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本文第二章将用所有篇幅去叙述这些类别,这些内涵和界限,他们被孟德斯鸠看作是“法”的内在规则,看作是法的“法”,或者说,是“法”的真正含义。而“政治自由”(简称“自由”)被孟德斯鸠定性为:“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此一来,解读上述“法”或者“法律”的含义就成为了我们认识“自由”内涵的关键。如果说“法”是“自由”定义的关键,那么相应的政体环境就是“自由”产生的温床。“政治自由”并非是哲学上的玄说,他必须在具体的“政体”当中才能得到实现。孟德斯鸠曾经高调地宣布:“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国家,在性质上,并不是自由的国家。”这个大胆的宣言紧紧地跟在“政治自由”的定义之后,就好像它是“自由”定义的一部分。两个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首先,为什么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在性质上与“自由”是不符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孟德鸠对于上述两种政体的理解,尤其是对古典民主政体的理解,而这正是本文第三章所要介绍的主要内容。其次,按照《论法的精神》对于政体的划分,如果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在性质上不可能是“自由”的,那么“自由”的唯一希望就是君主政体了,可是所谓君主政体与“自由”的契合点究竟又在哪里?“自由”又凭什么只有在君主政体当中才能够实现?这正是本文第四章所要回答的问题。君主政体的一般面貌是易于描述的,那是国王、贵族、平民三个阶层的共存,可是贵族——这一高于平民却又低于国王的“特权”究竟应该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这就成为了我们理解理想“君主政体”的主要障碍所在。为了清除这一障碍,我们必须进一步地深入到孟德斯鸠对于“采地”问题和“领主司法权”问题的研究当中。“采地”问题关系到孟德斯鸠对于贵族地位的基本认识,而这一认识正是理解君主政体——这一“自由”温床的关键;“贵族司法权”问题关系到“司法”或者“司法权”概念的历史起源,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正是孟氏分权理论的主要难点所在。上述问题(君主政体一般面貌,“采地”问题,“领主司法权”问题)将在本文第四章下各节分别予以讨论。在扫清了所有的外围障碍之后,我们将在第五章当中对孟氏分权理论和政治自由理论进行最后的,直接的,也是总结性的论述。在这里,我们不仅将看到分权制度的安排,我们还将看到隐藏在这些安排之后的动机;我们不仅将看到近代分权制度与现代分权制度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的差别,我们还将看到造成这些差别的真正原因;我们将力图展示一个三百年前的学者在那段变革的岁月里,在那种自相矛盾的环境之下艰难求索的思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