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其治理能力直接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作为基层的最后一公里,始终是基层治理的短板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的治理模式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这将有助于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推动乡村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进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三治融合”在推进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它关系到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所以必须加以重视。因此,必须坚持推进自治、法治、德治相互融合,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新发展阶段,“三治融合”应始终坚持自治为本、法治为要、德治为基,坚持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乡村治理,坚持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在广大乡村地区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互融合,有利于推动多元主体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动平安乡村建设,提升乡村法治化水平,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本文在概念层面论述了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三治融合,在理论层面阐述了治理理论、善治理论以及协商民主理论,为论文的写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山东省宁阳县B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实践为研究样本,通过文献分析法、实地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详细阐述了当前山东省宁阳县B村“三治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及其取得的成效,剖析了新发展阶段在推动“三治融合”过程中存在着自治主体缺位、法治规范力度不足、德治支撑作用不够、“三治融合”缺乏整体性培育等问题。在学习借鉴枫桥经验、桐乡经验、莱西经验和余村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当前“三治融合”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深入推动自治、法治、德治建设、加强“三治融合”治理理念建设、优化“三治融合”治理路径、完善“三治融合”制度保障等进一步完善新发展阶段“三治融合”的对策建议。“三治融合”乡村治理实践必须因地制宜,打破形式主义,破除模板效应问题,“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在实践中生成的,经实践检验是符合我国乡村治理的一种模式,它来源于基层人民群众的创造,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并将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