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发展价值”的追问一直成为哲学在“规律”与“人本”交叉点上反思发展本质的首要关键,发展不是一个“无人身”的客观理性,不是价值悬搁,而是被人的追求和价值全程投射的过程。穿透发展的价值本质,就是展现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发展观。围绕当前科学发展观对GDP(传统发展观)的批判与超越,凸显一个问题,客观深入反思发展的属人性,即价值之维,进一步发现,追问发展是为了“人”,意味着从人的需要出发,即追求发展目的性、规律性与价值性。传统发展价值观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是单一的“物”或“统摄自然”的自身发展逻辑,这样必然会走向“反发展”,导致环境破坏、自然灾害、异化等问题的产生,追究其原因,是背离了“价值属人”的规则。　　 本论文通过,对马克思的发展价值思想,即对人、历史、规律、理性、非理性、价值、代价、自由等问题的理解,结合当代中国在发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反思得出:封闭的交往空间、狭隘的交往规模和僵化的交往制度,自然导致“反发展”的后果。重构发展价值观的意义在于:通过与西方发展理论对话,挖掘马克思发展价值思想的深刻内涵,结合中国的国情,解读科学发展观的一种内在的、最本真的价值诉求,发展价值旨归就是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走向融合,发展问题如果基于发生学的角度来考虑,就是要回答历史的进步性问题与不同交往方式和交往制度对于不同社会结构产生的交往绩效问题。因此要站在全球的视野,结合前现代、当代以及后现代对发展价值问题的不同见解,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采取“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三重向度,社会发展的旨趣就是人的依附程度逐渐降低和人的自由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　　 首先,对发展的价值视域(发展是一个规律和价值的统一)的提出,探讨发展和价值的界定、发展与价值的关系,指出价值是发展的最高衡量标准,以价值规范引导发展,使发展符合人的需求。并指出发展的不同维度,即客体论维度、主体论维度与主体际维度以及交往实践维度,正是围绕价值这一主题作为分析发展的重要外在路径支持。从发展价值的基本结构,即实体结构、意义结构与辩证结构,均是发展实践内在结构的后效应。　　 其次,马克思对发展的价值追问。探讨马克思对发展的价值界定,以及马克思关于发展的基本内容,重点探讨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价值规律。马克思如何从价值的角度对发展问题分析得出,马克思的发展价值就是解放全人类,发展价值的内在构成,即社会有机体。这些为发展的价值分析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分析解释框架。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运用的是“实践反思法”。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社会有机体方法、矛盾分析方法以及过程分析方法等进行论证。　　 再次,从全球的视域对人类从前现代、当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价值变迁及其规律的梳理与分析,从中寻找对中国当代发展价值具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将发展价值问题通过全球发展价值历史变迁得出,发展价值要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把握与审视。　　 接着,从马克思发展价值理论反思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困境。从中国的实际发展阶段分析得出,中国发展的价值变迁,即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权力价值到民本价值、从手段性价值到目的性价值。从中国发展价值的变迁中,依据马克思的发展价值理论,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价值困境,包括发展实践与发展价值的不同步性、手段与目的分离、意识形态的“物化意识化”以及自由的缺失等。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变迁、规律与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反思,从价值的角度进行对发展观的审视。发展的问题与困惑也在召唤发展观的调整。尤其是在全球化与高度风险的今天,对传统发展观的检视,放弃“单一中心式”即“物”的缠绕,强调“多元中心式”即达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追问发展走入“怪圈”之根源:即“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想象的表意”,在今天已成了一种“除旧迎新”的无限想象层面,迎合了“物化”社会,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催生了交往发展价值观的生成。　　 最后,以马克思理论重构中国的发展价值。以马克思的交往发展价值理论为依据,分析中国重构当代发展价值的可能性,重构的内容包括从价值自发走向价值自觉、从发展掠夺走向发展正义,使事实与价值达到自觉的统一,重构的目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多样性及幸福生活的实现。　　 发展是全球的“共识”,片面的发展实践会导致人类陷入生存困境,发展则成为“共识危机”,“共生”才是人类的希望。交往与发展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是两个共生性问题,二者实现更高层面的理论整合,才能揭示其本真意义,从“交往”这一总体视角来透析发展问题,树立人、自然、社会共生共荣这一全球理念,把发展问题置于“交往”语境中,对于确立社会历史认识的“时间-空间-主客体关系一主体际关系”的四维坐标有很重要的意义。将社会发展视为主客体关系维度上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消解,消解“主-客”二分的局面。以人、自然以及社会的和谐共生为旨归,重构“交往发展的价值生态”。　　 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困惑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从发展问题聚焦资本现代性来看,基于现代性的两大根基(主体性和理性),现代性具有不确定性,甚至是颇有风险的文化,现代性危机导源于人的理性的误用,其症结在于人类理性的过度张扬,这种理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是人类中心主义,体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是个人主义。前者引发生态伦理的兴起,后者引发对道德共识的强烈诉求。对现代性道德的批判不是进入后现代,也不是回归传统,现代性仍然是作为“实践理性精神”的伦理获得生存资格的资源所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要对发展价值观进行重构。　　 对发展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与重构,是深入理解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推进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交往发展价值理论”就是指导处于新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理论,对发展的方式、以及伦理属性等基本观点的价值论表达,“属人性”是发展的价值之维,是以追求人类生存的幸福指数为自身最大的目标,主要表现为人类自身对发展成果的认同感及满意度层面上。是对于发展的价值诉求和价值选择。由崇尚经济发展转向崇尚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实现的价值理论旨趣。　　 本论文立足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站在全球的历史地平线,结合当代中国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重际遇,使发展问题上升到一种新的理论制高点。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与西方发展理论的比较与对话中,分析马克思发展价值思想的当代价值,提出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价值理论的颇富意义的理论设想。重构马克思的交往发展价值观,采取“一体两翼”的格局,即“发展规律”(以遵循科学发展观为前提)与“发展价值”(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是社会发展的两翼,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与可持续贯穿于社会发展实践的始终,回到马克思的文本,用交往发展价值观来解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一种内在的、最本真的诉求,得出交往发展价值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建立良好的生活秩序和体现价值属人的理论旨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