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菲尔丁在文学与执法方面的贡献可谓众所周知,其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亦在叙述、社会、空间等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从这些领域出发,本文探讨小说中叙述者与(隐含)读者在权力争夺中体现出的两个时空架构——现代圆形监狱与传统朝圣之旅。除引言和结论之外,本文的主体部分由两章组成。引言梳理了前人文献,并介绍了本文的中心论点、理论基础、研究价值以及章节结构。第一章主要论述《约瑟夫·安德鲁斯》中叙述者与读者关系反映出的圆形监狱模型,位处监视中心、情感抽离的读者迫使权力有限的叙述者不断重塑自身身份,在经典学者、流行作家和经验主义者之间来回转变。随着重商主义的兴起,这一从空间设计中获取权力的新式监狱折射出早期现代英国在高效运转中脱离道德掌控的资本主义秩序。第二章重点剖析叙述者如何将读者的阅读经历构建成一次朝圣之旅。读者跟随小说主人公一起,在精神追求与物质生活、无故怀疑与过分轻信之间寻求平衡、提升道德、认识自我,而叙述者则在读者身份的重塑中施展权威。朝圣的旅途象征基督教教徒终其一生寻求救赎的过程,其对时间与个体的依赖将传统道德观念融入圆形监狱所代表的重商时代。结论部分总结了这两个时空架构错综复杂的关系,强调了本文对早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通过分析两个时空结构中叙述者与读者对叙述控制权的争夺,本文捕捉到圆形监狱对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双重影响,并诠释出小说叙述本身包含的时空要素与文本外社会道德秩序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