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颇富影响力的小说家。英国学者塞巴斯蒂安·格娄斯在专著《伊恩·麦克尤恩：当代批评视角》中指出，麦克尤恩是现代城市经验的杰出探索者，而伦敦在当中扮演着中心角色。从城市符号学的角度来看，麦克尤恩笔下的伦敦是同时具备能指和所指的意指空间，其本身既是特定的物理空间，也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及文化内涵的隐喻空间，是形塑主体心理格式的关键元素，是反映社会转型时期英国人的国民心态及价值准则的重要场域，是表现全球化语境中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状态的一面棱镜，是审视文明与本能冲突的核心媒介。目前，评论界业已关注到麦克尤恩作品中伦敦与文本的紧密关联，但总体而言，相关研究的系统性尚未得以显现。因此，本文尝试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论文以熵﹑空间﹑景观为中心概念，梳理麦克尤恩三部作品中以负面为主的伦敦映像，分析当代伦敦存在的社会弊病，并探讨麦克尤恩批判性的城市观。“映像”一词与古希腊的模仿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强调艺术模仿自然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诗人在模仿过程中的创造性，映像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融合了艺术家对现实的反映与建构。就麦克尤恩的伦敦书写而言，其作品既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又有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文学呈现，映像之中蕴藏着现象﹑意象与印象。本文将麦克尤恩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转型之作《时间中的孩子》及成熟期的代表作《星期六》共同纳入解析范围，目的在于突出麦克尤恩笔下伦敦映像的全景效果，指出三部文本当中熵化的﹑荒原般的﹑景观式的伦敦映像共同指向了城市对人的身体及主体性的戕害，从而共同勾勒了一幅关于当代伦敦的晦暗图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呈现的是熵化的伦敦映像。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能量的损失即为熵。由于城市对乡村的破坏，人们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人对自然的感受被理智所消解，城市沦为了一个不断走向混乱与荒废的熵增系统。在文本中，伦敦的熵化状态主要是依凭诸如运河﹑隧道﹑地下室﹑地窖和监狱等城市意象得以凸显的。这些意象大多与伦敦幽暗的地下世界有所关联，与性﹑暴力与死亡所造成的创伤有所关联，从而揭示了城市活力的缺失。这种熵化状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反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但从根本上来讲，人类本我与城市超我之间深重的矛盾才是主因。在文本中，浸染在亚文化中的青少年人物身上体现着酒神般的原始力量，以非理性的精神威胁着伦敦的秩序。城市文明虽与超我相联结，但人的爱欲与攻击性本能不可能被彻底压抑，当城市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时，叛逆的青少年作为重返的被压抑者，以极端的放纵嘲弄着城市文明的脆弱。伦敦之熵的存在意味着负熵的缺失。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大多是孤独的畸零人，交流作为能够补充能量的负熵在此中断，人物只有在封闭的空间中才能找到切实的安全感。封闭的空间象征着母腹，暗示着人物渴求返回母体以消除因人与环境相分裂所产生的荒诞感的愿望，但这种自我的单向交流阻滞了负熵的补充，使伦敦之熵不断增加。熵化的伦敦映像指向的是城市文明与人类本我的冲突。《时间中的孩子》主要呈现了荒原般的伦敦映像。籍由伦敦这一城市载体，麦克尤恩对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当政时的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观照。小说中的伦敦如同艾略特笔下的荒原。麦克尤恩通过将伦敦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空间进行对比，突出了这种荒原般的城市映像。首先，小说中描绘的生态空间形同荒原，在政府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技术及工具理性使人对自然直觉式的感受遭到解构，海德格尔所说的“天地神人”四方关联体在此种语境中已不复存在。文本中伦敦市区交通拥堵﹑气候恶劣，与周围的乡村环境形成了鲜明对比。毫无生机的物理空间构筑了负面的伦敦映像。此外，小说中的社会空间形同道德的荒原。麦克尤恩借城市书写再现了撒切尔政府的右翼保守主义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福利国家解体，贫富差距增大，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泛滥，政界道德腐化。混乱的社会空间同样构筑了负面的伦敦映像。再次，小说主人公斯蒂芬的精神空间指向了童年世界，童年世界的纯真富饶反衬出伦敦文化空间的贫瘠荒芜。主人公既不肯放弃浪漫主义式的童年理想，同时又无法割舍对伦敦名利场的留恋之情，其身陷两难抉择﹑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结局揭示了伦敦的腐败对童真的侵蚀。荒原般的伦敦映像指向的是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伦敦作为英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是整个国家的缩影。伦敦的病态揭示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病态。《星期六》呈现了景观式的伦敦映像。“景观”作为现代城市学术语，是一种本体论上的规定，存在颠倒为刻意的表象，则为“景观”。在小说中，景观对人的身体及主体性的隐性规训铸就了21世纪初期具有文化病态症候的伦敦映像。建筑景观刻意掩匿了资本主义科层制与商品化的社会现实：城市广场的和谐氛围中隐藏着权力机构对社会边缘群体的驱逐和对他者话语的压抑；整齐划一﹑灯火通明的写字楼貌似彰显着现代资本生产的活力与效率，实则忽视了人的丰富性与内在性；养老院表面上为老年群体营造了温馨的安身之所，但同质性的建筑布局并不能唤起这一群体对家园的独特感受。小说中描绘的建筑景观虽悬设了繁荣的伦敦表象，完成的却是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解放的虚假救赎。商品景观使真实世界被影像的精选品所置换，在小说所描绘的当代伦敦消费社会中，商品业已成为使人获得审美慰藉和精神滋养的的美学符号。主人公被商品拜物教的思想所奴役，反映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图像生产中，主体失去了文化内省意识的城市悲剧。媒介景观用官方话语对现实场景进行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观编排，当小说主人公试图通过媒介提供的不在场的在场性寻获他与社会本真的关联时，媒介逻各斯以独裁策略规定了其受制姿态。人成为都市景观的牺牲品。总之，作为景观的建筑﹑商品和媒介铭刻着权力与资本的烙印，以视觉表象遮蔽了社会本真，导致了身体外扩冲动的消逝与主体性的深度失落。景观式的伦敦映像折射出作家对当代国际化都市多元﹑开放表象的检视与质询。熵化的﹑荒原般的﹑景观式的伦敦映像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二战后伦敦的病态症候。麦克尤恩笔下的伦敦联结着个体的心理空间，连结着国家﹑其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都市以及整个城市文明，作家对当代伦敦的审视同时具有全面性与深刻性。就麦克尤恩的伦敦书写而言，人始终是衡量这座城市发展得失的至为重要的标尺，因而个体在城市中经历的身体危机和主体性危机始终是作家关注的焦点。从个体危机的角度来看，三种伦敦映像都展示了当代伦敦的病态症候，但展现的形式却经历了由显及隐的嬗变过程。从熵化的伦敦映像突出城市表象的混乱，到荒原般的伦敦映像作为一种过渡，再到景观式的伦敦映像突出城市表象的秩序，城市的个体危机表现得越来越隐晦，但程度却越来越甚。在熵化的伦敦中，人物以各种极端的方式直接与社会抗衡；在荒原般的伦敦中，人物通过找寻自己的精神家园间接与社会抗衡；在景观式的伦敦中，人物在诸多时刻沉溺在城市的视觉规训当中，无心抗衡，无力抗衡，也无从抗衡。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个体的控制与压抑似乎越来越严格，它并未给予个体一种确切的内在价值，而是施予他们一种他者身份，最终导致个体内心秩序的崩塌。三种伦敦映像所勾勒的整体图景是：城市试图建构一种秩序，结果却面临着失序的混乱。城市看似一个强韧的实体，内里却又脆弱得不堪一击。总体而言，三种映像反映了作家批判性的城市观，这其中既包含着他对城市中的个体危机的深切忧思，也包含着他对当代伦敦及其他国际化都市社会与文化现状的拷问；既包含着作家对城市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检视，也包含着他对城市与文明的关系以及文明与野蛮界限的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