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兹·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把翻译过程视为涉及文化转换的“信息传递综合体”。在伊万·佐哈尔及图里对多元系统论早期研究的影响下,1990年,国际比较协会成员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正式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文化转向”超越语言的层面,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操纵学派是文化翻译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观点是：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也是一种文化操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受到目标文化中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纵。柳毅传书的典故在中国流传甚广,文人雅士据此神话原型先作有唐传奇《柳毅传》,再有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后有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大卫·霍克斯受邀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3年翻译并出版了元杂剧《柳毅传书》的英译本。在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控下,对《柳毅传书》翻译的处理,可谓传神达意。最先把“操纵”观用于翻译理论的赫尔曼在其编辑的论文集《文学的操纵：文学翻译研究》中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操纵学派另外一名代表人物勒菲弗尔在其著作《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中阐述了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改写的过程。这种改写的目的是译者使翻译以特定的方式适应特定的时代的体现,以达到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本文旨在从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操纵学派视阈从发,阐述霍克斯在元杂剧《柳毅传书》的英译过程中所涉及的翻译行为,如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文改写、出版发行等活动不仅受到目标语文化,而且也受到源语文化中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控；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方面来限制和引导改写者的创作,而诗学形态则是改写者进行创作时所处的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译者的主体性和反操纵性使其能够操纵自己的翻译行为而对文本进行改写,以期达到预期的文本功能。译者的翻译过程既有操纵性也有受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