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疾病风险和医疗费用的陡增,而低生育率和家庭结构小型化进一步削弱了微观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披露的数据计算,2014至2018年我国人均医疗支出年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仍困扰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商业健康保险是现代社会健康风险管理的重要制度,与基本医疗保险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但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深度和密度,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商业健康保险制度的完善受到上至政府,下至居民的广泛关注。捋清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提振和释放居民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是现阶段商业健康保险行业发展的关键。无风险,无保险。在现代意义的正式保险制度出现之前,居民主要凭借社会关系获得风险信息并转嫁风险损失。在我国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差序关系格局”中,起到风险分担主要作用的便是“强社会关系”。在“差序关系”的同心圆中,亲属关系凭借血缘羁绊,在强社会关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其次,是基于趣缘形成的朋友关系,由于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朋友关系在居民工作、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增长。在朋友关系之外,宗教团体关系也是一类特殊的强社会关系。类似于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宗教团体关系同样包含“组织效应”,但宗教教义能扭曲信教居民的价值观形成“信仰效应”,宗教团体关系还会通过“信仰效应”影响居民的风险观。2018年《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指出,目前我国的信教民众已近2亿人,随着我国信教民众的悄然增长,居民生活中因宗教信仰结成的宗教团体关系,也逐渐被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所重视。商业健康保险的出现,并没有隔绝居民与强社会关系成员的交往。因此,借助强社会关系转嫁疾病风险的传统“老方”,仍会与商业健康保险这种时代“新药”共存,并能影响居民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强社会关系如何影响居民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是互补关系还是替代关系,影响路径是什么,不同强社会关系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有什么差异?回答上述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需要说明的是,社会关系的内涵极其丰富,本文重点研究具有典型性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宗教团体关系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意义如下,第一,有助于深入认识家庭的风险转嫁决策机制,分析居民利用强社会关系和商业健康保险两种策略之间的权衡过程,并尝试适度放松理性人假设,考虑社会关系背景,重新认识家庭的风险决策机制,发掘了影响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新因素;第二,通过揭示强社会关系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影响机制,有助于保险行业更新对商业健康保险如何嵌入居民生活的认知,进一步发现现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设计和销售过程的不足,并为普及商业健康保险提供新思路;第三,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赋能保险行业,在风险厘定模型中,引入刻画消费者与强社会关系成员社交的相关变量,能进一步精准化消费者的“客户画像”,有助于保险行业的市场细分、潜在市场规模估计、产品多样化设计,有效防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普惠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首先,我国目前家庭结构呈现“分散化”、“小型化”的特点,借助强社会关系的风险转嫁能力下降,居民被迫寻求市场力量来补充自身的健康保障水平。其次,强社会关系能传递疾病信息,激发了居民关于疾病的风险感知,进而促使居民产生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心理需求。最后,强社会关系成员是居民投保决策的参照点,强社会关系成员的患病经历,有助于居民更精确的估计疾病损失和自身保险购买能力;强社会关系中拥有商业健康保险消费经历的成员,是未投保成员模仿和学习的对象。因此,本文提出强社会关系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的总体假设。为验证本文的总体假设,本文研究内容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即文章先搭建总体理论基础、提出总体假设,随后的实证分析中细分强社会关系,沿着总体理论,拓展分支理论以设计模型,最后归纳细分实证结果,验证总体假设。首先,导论说明了当前我国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和社交网络影响居民经济生活的现状,说明研究背景和文章梗概。第一章梳理了强社会关系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和消费行为学等其他相关理论,把强社会关系划分为具有代表性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宗教团体关系,给出划分依据和研究框架,并以强社会关系理论为桥墩,跨学科搭建桥梁,联系不同理论,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三、四章中,参照第一章中划分的研究框架,分别从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宗教团体关系三个角度,说明各自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本文使用历史数据或区域均值作为工具变量,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并阐明各自的影响路径。第五章,比较了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宗教团体关系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的差异,说明三种关系在影响程度、影响路径和不同样本背景下的异质性。最后,第六章,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梳理归纳强社会关系对商业健康保险的影响机制,并结合现实分析,站在商业保险公司的立场上,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亲属关系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亲属关系因儒家文化而深深植根于居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并没有被商业健康保险完全替代,反之,本文通过“成本最小化均衡”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说明亲属关系通过传递疾病风险感知和促进居民对商业保险知识的学习行为,提升居民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第二,朋友关系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本文通过基于“SIRS传染病模型”的保险市场动态模型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说明朋友关系通过传递风险感知、促进模仿行为和学习行为三种路径促进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第三,宗教团体关系促进了商业健康保险需求,本文建立了基于索罗模型的局部的“健康-宗教-保险”模型,并运用2007-2017年中国29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和中国综合调查数据（CGSS）共同说明,现阶段内宗教团体关系通过信仰效应和组织效应,共同影响居民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但由于宗教信仰存在价值观的扭曲,宗教团体关系的促进作用在低救赎宗教中更显著。第四,比较三种关系的影响作用可知,亲属关系凭借血缘带来的“先赋性”特点,在传播关于疾病损失和保险消费体验等隐性信息的信息深度上具有优势;朋友关系凭借门槛低和“目的性”,在传播保险显性信息的信息广度上具有优势,并且具有亲属关系不显著的“模仿行为”影响路径;宗教团体关系拥有其他关系不具有的“信仰效应”影响路径,并且在其他关系代理变量变动时具有明显的独立性,宗教团体关系明显受到收入阶层和地域发展的影响,在高收入人群和以“北上广”为代表的发达地区拥有显著影响。虽然,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宗教团体关系各自的影响路径存在区别,但从总体上,三种子关系都表现了强社会关系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存在促进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以往研究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文献,更多把居民视为“理性人”,探究居民自身收入预算线、基本保险和其他资产组合变动对商业健康保险投保决策的影响,本文更关注社会关系中居民理性决策过程,探究强社会关系对居民选择健康风险转嫁策略的影响,适度放松“理性人”假设,有助于认识商业健康保险与居民借助强社会关系转嫁风险存在竞合关系。第二,本文尝试把强社会关系理论、风险感知理论和消费行为学等其他相关理论联系起来,构建全文分析框架,并在各个章节中更为细致地梳理了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和宗教团体关系与保险发展之间联系的文献基础,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强社会关系对商业健康保险需求促进作用的数理模型,为以后文献研究社会关系对商业保险需求影响提供理论支撑。第三,与已有文献认为强社会关系的互助行为与保险之间相互替代不同,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居民通过强社会关系获得疾病风险感知,模仿投保行为并学习保险知识,提升自身的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不仅说明了强社会关系对居民商业健康保险需求的促进作用,还比较了不同类型强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路径和差异,深入分析了强社会关系的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