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作为数据管道、信息能源、效率链接器的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明显具有风险性和负外部性效应的药品在21世纪初也开始将其作为行业发展的借力工具。“互联网+药品”的新商业模式、新商业逻辑促进了药品可及性目标的实现,缓解了医药资源不平衡不充分的局面。互联网药品经营活动的虚拟性、地域性、专业性、风险性决定了对其进行行政许可规制,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国家公共安全和互联网药品市场秩序。僵化繁冗、标准范式化的传统行政许可模式难以适应高效率的互联网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对互联网药品经营活动的行政许可监管进行了改革。2017年国家取消互联网药品交易的行政许可,2021年告知承诺制在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领域积极适用。告知承诺制是国务院在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引导下实施的创新许可的举措,是行政机关放管结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表现,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还极大地满足了公民用药需求,因而具有合理性。告知承诺是审批机关基于申请人的承诺而做出决定的审批方式,将审批决定前的实质审查转移到审批后的事中事后执法阶段,它对传统的行政许可审批流程做出了“便捷”处理,是一种新兴的审批方式。“放管服”背景下,将告知承诺的法律属性界定为行政协议说更具有合理性,其符合简政放权、政府还权于市场的时代背景,是对行政程序中双方不平等地位的一种矫正,是行政许可以协议方式的实现。告知承诺制在各地实践丰富,各省纷纷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告知承诺制规定,浙江、北京等省份出台相应的精细化举措,在适用违诺惩戒措施时注重主观情形和客观情形的不同,增加了行政罚款举措,广东省还出台了申请人账户可信等级达到四级以上才可办理的“特色性尝试”。同时,告知承诺制在各地实践中还存在着四个问题。首先,告知承诺制具有“先行先试”和政策导向性的特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尚未对告知承诺做出回应和细化规范,低位阶、指导性的法律文本在实践中欠缺羁束力。其次,告知承诺制注重市场经济偏好的效率价值,与药品监管所要实现的安全目的之间出现了价值抵牾。再次,告知承诺制和事中事后监管的强化相辅相成,而当前对互联网药品经营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还存在监管理念滞后、监管手段不足、行政罚款未普遍适用等问题。最后,各地的违诺惩戒措施显示出较强的地域性特点,具有分散化、碎片化的特征,地方实践上的差异化悖离法治平等原则,易出现“同案不同判”困境。针对问题,在尊重药品和互联网的特性下,秉持“放管服”下的告知承诺制运行机理,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完善措施。第一,修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行政法规,对告知承诺制的概念、性质、适用范围、程序、责任机制等进行统一细化的规定。第二,在价值抵牾问题上,应统筹兼顾行政效率和药品安全的价值,在两种价值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第三,事中事后监管中,遵循包容审慎创新监管原则,创新监管手段,运用“以网管网”手段,加强对互联网药品的飞行检查,明确行政罚款措施。第四,在违诺惩戒措施方面,应兼顾我国各地区法治发展不平衡的差异化特点,对适用对象实行差异化,区分大型连锁上市药企和小型零售企业,根据互联网药企失信程度实行差异化,区分失信的严重程度和主客观的不同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