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南工业的发展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在苏南已经悄然出现,苏州、无锡的纺织业中出现了新的雇佣关系,此后苏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发展。19世纪50年代,苏南是太平军和清军交战的主战场之一,长时间的战乱摧毁了该地区的经济基础,苏南地区的工业萌芽遭受挫折,发展陷入了停顿。战争尚未结束,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创办新式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这些企业对工业近代化是有促进作用的,是中国走工业化道路的一种尝试。苏南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丰富和广阔的原料和市场,以及有利的政策和人力资源,在工业近代化中已经领先一步,传统的棉纺织业、缫丝业继续发展,新增加的面粉等行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成为苏南三大核心工业。在发展核心工业的同时,民国时期苏南工业发展的范围扩大,造纸厂,制革厂、发电厂、染织厂等一批企业纷纷设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变化。工业生产中排放出大量未经处理的水、气、渣等有害废物,严重地破坏生态平衡,引起动植物的变迁,对自然资源和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工业“三废”中的有毒污染物质短期内难以清除,有些污染不容易发现,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发现以后造成的危害已经很严重。近代苏南工业的发展需要便利的交通,近代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使这种需要变成了可能,原有的木船逐渐的被蒸汽船只所代替,特别是铁路交通运输和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使苏南和上海的经济发展可以成为一个整体,在上海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下,苏南的工业在全国脱颖而出。交通要道沿线的城市得到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无锡和苏州的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常州的发展相对较慢。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选择的是通过发展生产来满足各项基本消费需求,对生态环境不太关心。在这一时期,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环境容量并没有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加以合理配置,造成人们不受限制地获取公共占有资源,环境污染作为外部经济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产生于工业化的初级与成熟阶段。不可否认的是,近代苏南的企业主要是资源消耗型的企业,科技含量在企业中运用很低,企业多为设备简陋、技术单一。火柴厂、造纸厂、木器厂等企业消耗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同时,矿业资源也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宜兴因地制宜,陶瓷工业发展迅速,被称为中国的“陶都”；煤矿、硫铁矿等矿业也得到开发,矿产的无序开发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压力,矿产表层的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民国时期企业发展艰难,以经济指标为依据,治理污染不在企业考虑的范围之内,无能力也无精力来治理环境染污,污水、固体废弃物等直接被排放,生态环境遭到污染成为必然。水质的变化是衡量污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影响太湖水质的主要污染物为氮、磷、和高锰酸盐指数,以有机污染指数高锰酸盐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太湖水质中的高锰酸盐含量为1.9mg/L,从中可以看出,太湖水质已经有了下降趋势。太湖蓝藻也是太湖水质变化的体现,民国后期即有零星的蓝藻出现,说明太湖湖水已经富含养分,这正是水质受污染的一个重要标准。同时苏南境内的河浜因污水的直接排放而受到严重污染,水质下降,井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受到了困扰。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城镇人口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使城市中生活排泄物和工业生产废弃物迅速增加和相对集中,从而造成了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城市环境的局部的甚至是严重的污染。环境的污染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渡消耗,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在社会历史正常情况下,社会本身是一个平衡、有序、稳定的自组织结构。污染的发生破坏了社会机体的这种状态,导致失衡、无序和非稳定现象的出现。”原有生态环境的破坏,势必会给苏南社会带来种种影响,伤寒病、霍乱、回归热、疟疾等疾病广泛流行。疾病的流行引起了社会的恐慌,也得到了政府的一定重视,在清末卫生机构的基础上,民国政府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颁布了法律法规,制定了奖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疾病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民国时期苏南环境的变迁在政治层面上得到了反应,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在社会贤达的推动下,人们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民国政府设立了林业机构,颁布了《森林法》和《狩猎法》,使得保护森林资源有了制度上的依靠。在民间,环境污染因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受到关注,提出了埋设排污管道、搬离污染企业于城外、把污染企业建立在河流的下游等建议,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和治理工业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危害,但环境的污染已经引起了人们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