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以来,中美贸易战、芯片断供、新冠病毒蔓延、俄乌战争冲突等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在经济政治环境的极度不确定性下,各国都在高度强调防治供应链断裂风险的重要性。供应链断裂风险具有发生概率低、事前难以预测等特点,传统理论难以对这种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在这种背景下,治理的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良好的供应链治理恰恰具有化解供应链断裂危机的可行性与效能。根据这一思想,本文通过手工处理四万余条供应商、客户的具体数据,获得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7-2019年供应链上下游的独特微观数据集,基于供应链治理理论的规范分析框架,基于交易、环境、结构三个维度归纳和构建供应链的治理特征,并对两个重要问题进行探讨:（1）供应链的治理特征能否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2）供应链的治理特征能否促进链上企业获得商业信用融资。随着供应链生产合作模式的发展与成熟,中国国家政府高度关注供应链的建设问题。2017年,国务院正式将供应链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在新冠疫情的冲击影响下,党中央多次出台文件强调保持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性;随着国际环境不确定风险日益严峻,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在布局供应链建设中,文化和民族的差异、地理距离的差异、关系专用性投资的投入等供应链特征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也非常注重供应链问题的研究与运用,部分银行已经通过发射卫星和运用区块链技术来对供应链进行增信。尽管目前科技增信的手段成本很高昂,但这也恰恰从侧面反映出金融机构对于解决和治理供应链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迫切需要。随着供应链的蓬勃发展,金融监管机构开始密切关注供应链中存在的融资风险。银保监会于2019年印发相关文件,指出供应链发展要依托核心企业,构建全面健全的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对风险的治理,同时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可见,金融监管机构非常注重核心企业在供应链中的治理作用,并强调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量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分析中国上市公司供应链的治理特征和融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制度背景。通过对《合同法》和《票据法》中相关章节条目进行梳理。中国法制能对供应商、客户形成有效的保护,供应商/客户能对上市公司起到制约、监管的作用,适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同时,《票据法》中对各项票据的规定使得企业间的商业信用具有重要的短期融资属性,银行也可以基于商业信用融资过程中产生的票据拓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各方权益充分受到法律保护。法律法规文件为本文研究中国供应链的治理特征和商业信用融资提供了充足的法理基础。供应商和客户作为上市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自然也受到各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美国证监会和中国证监会都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重要供应商、客户的名称和贸易比重信息,也使得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供应链的特征会产生什么实体影响进行了充分研究。相关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供应链的一些特征对公司财务政策、信息披露、盈余管理、会计稳健性、绩效、股权融资成本、银行贷款成本产生影响。近年来,为了克服传统指标分析局限性,部分学者通过年报中披露的供应商/客户名称,手工收集年报中未直接披露的信息,如客户地理位置、是否为政府大客户、是否为专用资产供应商等等。这些研究表明,供应商和客户是上市公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供应链一些特征能发挥外部治理的效果,改变公司高管的决策和外部投资者的预期,因此能对公司财务、投资和融资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在本文研究中,考虑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和西方关于供应链的某些特征是否具有治理效果的实证结论有很大的不同。如,西方研究表明,专用性投资风险很大,会通过“敲竹杠”使企业谈判位于劣势,是一种风险信号;中国的实证证据却表明,“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关系专用性投资会加强合作和信息沟通,是一种治理信号。西方研究指出,大客户弱化了企业谈判优势,是一种风险信号;中国的证据却一致表明,大客户有很强的治理效果,尤其是国企和政府大客户更为显著,是一种优质的治理信号。在其他的研究中,学者们指出中国特有的“关系（guanxi）”文化、家乡文化能通过道德和声誉对经济主体形成隐性约束,能促进信息沟通,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信号,西方理论对此关注则不足。因此,在本文研究问题时,考虑中国社会文化的独特影响是重要的。在综合考虑政策背景、制度背景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确定研究问题的可行性后,本文通过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年报披露,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逐一处理了1007家上市公司及其上游24747条供应商和下游21319条客户的具体观测数据,包含了供应商/客户注册名称、历史名称、产品信息、注册资本规模、注册地址、员工规模、成立年份、产权性质、所处行业信息等具体而准确的特征。进一步,为了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本文通过注册百度地图开发者工具和编写程序,能获取准确的企业名称和批量查询获得结构化的地理位置信息,并最终形成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独特微观数据集。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梳理了供应链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供应链最早的概念是企业内部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的一种价值创造过程。随着研究的进行,学者们不断为供应链赋予新的内涵,现在供应链不仅仅是物流网络,更是包含信息网络、资金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复杂网链结构。在界定供应链和其他相关概念,回顾了供应链特征研究和商业信用研究的相关文献后,本文重点梳理了“委托-代理”理论、供应链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治理理论,通过规范的分析框架,从“交易”、“环境”、“维度”三个方面提炼供应链的治理特征,并用于本文实证章节的分析。由于本文手工采集数据的特殊性,本文在第三章第一节通过可视化和一般性描述展示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在这三个维度的特征,从数据的视角突出相关分析的重要性与现实需求。第一个实证章节分析供应链的资产专用性特征,及其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本文的检验具体分为上游的资产专用性和下游的资产专用性。研究关注财务风险、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简言之,相关结果表明,供应链上下游的资产专用性都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营造商业信用融资的良好环境,同时促进商业信用融资和商业信用供给,促使商业信用形成从上游到下游的流动,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改善企业生产。第二个实证章节分析供应链企业间的“关系”和信任,及其对商业信用的影响。本文通过关系型交易和CEO家乡关联指标,作为供应链企业之间“关系”和信任的代理变量,分析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供应链中“关系”、信任等非正式治理特征能否发挥作用。研究分别对上游和下游的“关系”、信任特征进行实证。研究关注公司规模、内控质量、贸易伙伴财务困境、社会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关系”和信任有利于上市公司从上游和下游获得更多商业信用,但是,“关系”和信任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需要根据相关调节变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三个实证章节分析供应链的网络结构,及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基于相关理论,本文构建地理临近性指标和节点重要性指标。研究分别对上游特征和下游的结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关注核心节点（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非核心节点（供应商、客户）的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简言之,供应链的网络结构能影响公司的外部治理。从距离的角度看,临近的客户有利于发挥外部治理;从规模看,大客户、国有大供应商都能很好地发挥治理效果。供应链的网络结构还会影响公司商业信用融资,从距离的角度看,上市公司选择区位临近的供应商客户则能同时从上下游获得更多商业信用资源;从规模的角度看,促进“供应商–公司–客户”三元结构的均衡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商业信用从上游到下游的流动。本文研究具有以下理论意义:（1）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供应链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2）本文的研究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相关研究补充了实证证据;（3）本文的证据为研究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信任、声誉等非正式治理机制在公司融资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4）本文的研究对商业信用融资的相关研究形成补充。本文的研究还具有实践意义:（1）关于企业防治供应链断裂风险;（2）关于政策制定者推进供应链建设;（3）关于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