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召开中共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起,国企改革一直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而民营化一度成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热门选择。但与此相反的是,2000年以来,社会陆续出现许多民营企业国有化的现象,这一度引起各界展开对“国进民退”的热烈讨论。此后,两个关键年份进一步催生出更多的民企国有化事件,第一个是2008年,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导致陷入经营困境的民营企业通过选择国有化进行自救;第二个是2015年,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指出国有企业应通过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来提升企业经营绩效,鼓励国有资本注入民营企业,特别的,在某些关键行业（电力、石油、钢铁、煤炭行业等）、特殊领域内要保证国有企业的控制人地位,因此也导致国有化事件进一步增加。但实际上除了上述关键年份,自2002年出现第一篇关于“国进民退”的报道至今,国有化事件一直都屡有发生,甚至在民营化正盛行的年代都存在很多民企通过各式各样的手段戴上“红帽子”。因此,我们不由得产生疑问:看似是“国进民退”、“逆市场化”的国有化行为其内在逻辑是什么?由于中国对民企国有化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部分学者是基于特定行业、特定动机下展开的研究,所以对于国有化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还不够成熟且未达成一致结论。因此,有必要从不同层面进一步探讨民企国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中的逻辑机制,以求为民营企业国有化的合理性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从民营企业的视角入手,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与政府干预理论,试图按照规范研究法分析民企国有化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文章选择2003年-2018年的民营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对发生国有化的样本企业以及未发生国有化的样本企业展开分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接着根据豪斯曼统计量结果构建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民企国有化与各绩效指标的关系进行检验。除此之外,为了考察不同情境对民企国有化后绩效的影响,本文分别验证了企业内部的政治关联与外部的营商环境对民企国有化后绩效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实行国有化确实能够明显改善企业绩效,相较于未发生国有化的企业来说,发生国有化的民营企业其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均得到了显著提高、企业借款与应交所得税也显著增加。国有化后的企业凭借其国有身份、政府背景有效提升了市场竞争力,有助于企业提升市场份额,扩大营业规模,最终改善企业绩效。其中企业应交所得税额可能由于销售收入、利润水平的提升以及财务、税务管理的规范化导致税额显著增加。（2）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会强化民企国有化与企业绩效间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具备政治关联的民企来说,实行国有化会显著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企业借款情况,应交所得税的增加也更显著。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凭借高管的政治背景以及过往经验,获取政策性资源以及运用政府资源的能力更强,因而对民企国有化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是显著的。（3）外部营商环境会负向调节民企国有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当企业所在地区的营商环境较差时,地方政府干预成本较低,民企面临的所有权歧视较严重,而国有企业有机会获得更多政策性资源的倾斜,提前掌握未公开披露的内部信息,获取高额利润。因此,地区营商环境越差,民企国有化之后获得的银行借款相对越多,企业盈利能力、经营效率表现相对越好,企业应交所得税越多,但可能由于企业享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导致营商环境对国有化与应交所得税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上述结论说明,在某些情境条件下,民营企业选择国有化改制会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民企国有化对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来说可以成为一个双赢的选择。本文尝试给出民企国有化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逻辑机制,丰富了民企国有化对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为相关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二者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此同时,本文在深刻理解民企国有化现象、推动政府构建完善的营商环境、优化资源配置方式以及辅助民企做出合理的国有化决策等方面体现出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