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是21世纪大国争夺的战略焦点,对于提升本国生产效率和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至关重要。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7767亿美元,较2001年增长近18倍。然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现象层出不穷,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参与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调整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发展布局,深入挖掘非西方市场出口潜力迫在眉睫。东盟2020年超越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货物贸易伙伴,其当前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第四大出口市场,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开拓增长空间的理想选择。中国对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不仅东盟中的“陆地国家”如此,东盟整体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亦然。高新技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点,加之传统贸易壁垒大幅撤销,其出口效率更易受到伙伴国制度质量的影响。分析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非常重要。本文研究了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文章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梳理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制定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其次,文章使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对东道国制度质量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再次,选取中国和东盟十国2010-2019年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数据作为样本,分析中国对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以及东盟国家制度质量特征。最后,运用计量方法构建了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对东盟国家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研究结果对中国与东盟发展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关系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表明:东盟国家制度质量对中国向东盟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对不同东盟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效率的差异明显。东盟国家较高的法律制度质量显著促进中国对东盟高新技术产品整体出口效率,经济制度质量中,较高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显著抑制出口效率,较好的市场监管质量、经济自由度通过影响竞争环境显著抑制出口效率。较高的政治制度质量促进出口效率,但统计结果不显著。基于此,中国宜深化与东盟经济一体化合作趋势,特别是保障高新技术产品在高出口潜力国别的市场准入和公平待遇。同时,重视制度质量对本土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提升中国各项制度质量和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水平,在东亚区域价值链占据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