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海患甚为严重的明代中后期,东南海疆一时成为明人关注的焦点。明代将领的能文善诗和文人的知兵尚武促成了明代文武并重的时代风貌。戚继光武功卓著,其诗亦自有体。徐渭诗文堪称一绝,其于兵法亦精审有识。武将不仅操笔弄诗,亦好延致文士,供之军中,伴其左右。而文人不仅亲自撰辑大量有关海疆的著述,而且投笔从戎,奔赴海疆,甚至亲临战场,为消除海患尽一己之力。文人武将在共同的抗倭斗争中,相互鼓舞、相互慰藉,相互援荐,结成患难之交、生死之谊,形成以关注海患为中心的诗人群体。他们在战争中随事赋咏,吟诗酬唱,构成了以诗剑之交为基础的公共关系。海疆诗的创作由此产生和繁兴。汪道昆与戚继光的交往既是文人与将领的诗剑之交,亦是诗歌与武学的相互渗透,这种渗透既改变了诗歌的气格,也影响了当时诗坛的风气。在复古与革新思潮的相互论争中,它所代表的是另一种诗学诉求。但是,由于部分海疆诗人又同时属于明代复古派或革新派的阵营,如吴国伦、欧大任、汪道昆、唐顺之,这样就造成他们所创作的海疆诗,既有他们所属诗派的特征,同时又有自己专属的个性。而独立于这两大阵营之外的海疆诗人,则形成了自成一格的诗风。以诗歌来考察和判定战争属性的问题,是对诗史结合论证方式的尝试。之所以作此论证,是因为只有明确了诗人对海患,特别是嘉靖年间倭患的基本认识和态度,才能对诗人的心态变化和情感倾向有本质上的认识。而从实际论证的结果来看,当时的海疆诗人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海寇的复杂成分,如真倭、从倭、流民、西洋夷等,是有着细致的划分和辨析的,因而对他们各自也表达了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但是,诗人对嘉靖年间发生的倭患,其立场是基本保持一致的,即视其为异族的侵略,中国的抗倭斗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而非封建社会内的阶级斗争。因此反映在诗中,海疆诗的夷夏之观十分鲜明。但是,毕竟海寇中掺杂了大量的华人群体,诗人在对待这部分敌寇势力时,往往充满着矛盾的情感,既对他们勾结日本人的行径表示愤慨,同时又对这些下层百姓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反映在诗中,则表露为诗人细腻多重的情感表达。以南方文化的影像来观照海疆,势必造成明代的海疆诗有着浓重的江南文化的依托,给明代的海疆诗铺以明丽、温婉的色彩。同时,海疆诗人又无法割舍唐代边塞诗的远古影像,给海疆诗着染北方凝重、刚健的文化气息。明代海疆诗以融合南北边塞诗的意象构成方式,塑造了别具一格的审美意境。同时,诗人以诗史互证的书写方式增强了对海患现实的描写力度和诗歌的历史维度,开创了诗史同步的创作模式。对于长期处于动乱状态的明朝来说,倭乱不仅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而且增添了哀婉的情思和深刻的反思,从而淡化了个人的英雄主义色彩,而强化了回肠往复的情感体验,展现了明代海疆诗深致的审美特质。由于对异域文化的向往和渴望,诗人在试图展现丰富的纪实内容的同时,希冀呈现更多的对异域文化的认识,而不仅仅停留在过往的扶桑影像之中。明代海疆诗试图反映异族和汉族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展示出一种多元的互动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构架自身的文化体系。以夏子阳、郭汝霖、胡靖为代表的海上使臣,他们不仅观海、阅海以考察海疆形胜,同时也在航海中赋诗,在海洋中实践自我的人生美学。明代海疆诗的发展并非昙花一现,在国家海疆形势更为严峻的清朝,它的创作甚为丰富,堪称诗史,不仅分门别类载录于总集之中,还出现了专门之别集,甚至是专门之诗话。清代海疆诗充分展现了诗歌的讽谕功能和诗史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