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展现了从16世纪早期的马基雅弗利的“非道德权力观”到18世纪晚期的卢梭的“彻底的人民主权”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段历程历时近三个世纪，见证了西方近代国家权力思想从“胚胎”到“羽翼丰满”的过程。在此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进步的思想家，他们秉承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精神，赋予国家权力以新的内涵。思想家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国家权力的来源、性质、目的以及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等一系列的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深入探究。从总体上看，该时期国家权力思想演进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国家主义的权力观和权利本位的权力观。 第一阶段是国家主义的权力观。资产阶级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力量还很淡薄，他们不得不依附王权并支持壮大王权打击神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形成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以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种思想特征十分鲜明：思想家们摆脱了宗教信条的束缚，冲破了中世纪神学政治观的藩篱，他们开始用人的眼光去看待国家权力，并突出了国家政权的独立性、至上性和权威性。 二是权利本位的权力观。它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契约论的基础上。这时，民族统一大业基本完成，国家权力大多被国王所垄断，“朕即国家”、“言出法随”的现象极为普遍的。王权的膨胀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成为革命的对象。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尚不足以改变政治上被动无权的地位，他们必须团结广大劳动群众。为了笼络民心，资产阶级思想家以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名义，提出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分权制衡等一系列的民主思想，并设计出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限制王权。这些思想固然有其阶级局限性，然而其鲜明人民性和进步性也是勿庸置疑。 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两个结论：一是权力从“一己之私器”走向“天下之公器”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权利本位取代权力本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因；二是国家权力经历了一个从无限到有限的过程。无限的权力是坏而危险的东西，它会对公民权利造成威胁，分权制衡是防止权力膨胀和遏制权力腐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所有这些，对于一个锐意改革，奋发图强，立志跻身入先进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来说，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