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的外交和防务完全依赖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也提高了自治领在英帝国中的地位。英国的相对衰落和日本的快速发展使澳大利亚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迫切需要动员自身的力量来维护切身利益。澳大利亚在其总理比利·休斯的领导下争取到了出席巴黎和会的独立代表权,澳大利亚代表同时还以大英帝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列席会议。在巴黎和会上,澳大利亚外交首次以完全公开的形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休斯作为这一阶段澳大利亚外交的灵魂人物围绕多项与澳大利亚切身相关的议题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其一,澳大利亚就和会会议议程、德属殖民地岛屿和德国赔款等议题向美国发起挑战,最终确保了对德属新几内亚等南太平洋岛屿的托管权。其二,澳大利亚为捍卫“白澳政策”对日本的“种族平等”提案寸步不让,最终成功阻止了种族平等原则写入《国际联盟盟约》。其三,澳大利亚与英国在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和瑙鲁岛归属上出现了分歧,并在大英帝国代表团内部造成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巴黎和会在澳大利亚外交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重要地位,对澳大利亚外交中富有特色的内外两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就帝国内部关系而言,巴黎和会扩大和巩固了澳大利亚实际行使的自治权,提升了澳大利亚在帝国统一外交中的决策地位,促使澳大利亚开始思考与英国利益之间的分界线,激发了澳大利亚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就对外关系而言,巴黎和会承认了澳大利亚的独立地位,给予了澳大利亚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提振了澳大利亚在对外交往中的信心和抱负,推动澳大利亚外交走上专业和规范之路。总之,巴黎和会极大地增强了澳大利亚外交中的独立性,使得澳大利亚外交进入了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