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逊是齐梁时期的知名诗人,杜甫“颇学阴何苦用心”中的“何”指的就是他。何逊生活的年代正是汉语语音系统由上古向中古转变的重要时期,齐梁诗人基于语音历史演变的事实,强调利用四声的规律调配来表现诗歌节奏,由此提出新的诗歌声律原则——永明声律论,并创造了永明体。何逊受到这一创作思潮的深刻影响,对声律论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有力地推进了诗歌韵律的发展。因此,深入研究何逊诗歌的声韵特点,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声律论的本质,还对了解齐梁时期语音的历史演变有重要意义。千五百多年来,有关何逊诗歌声韵特点的论述不在少数,但皆因材料与方法的局限性而难以说明何逊诗歌声韵的本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语言学与传统文献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何逊诗歌做了深入的基础研究,分析其声律与用韵规则,通过建立语料库对何逊诗歌进行封闭式穷尽性的数据分类统计,来总结其声韵规律及其实质,由定量到定性,全面而系统地分析、比较,归纳出特点和规律。本文研究的具体方法是,以句为单位,将何逊的五言诗全数录入数据库,并为文本谱调和标韵,再逐条分析和注明句中声调搭配和韵脚使用的特征,最后,通过计算机的统计和排列,显示各类特征出现的数量和频率,归纳何逊诗歌的声韵特点。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分五章分析、讨论何逊诗歌声韵的内容与特点。第一章,对何逊诗歌的历史研究情况作客观的综述,明确何逊诗歌创作的语言背景和文学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历史研究的经验与不足,进而指明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将为我们研究何逊诗歌声韵提供很好的帮助与启发。最后论述何逊诗歌声韵研究对深入认识永明体的形式、汉语诗歌格律化的进程以及声韵的历史演变都具有重要意义。第二章,介绍何逊诗歌声韵研究的具体方法,首先介绍音系学在描述日常语言节奏方面的成果,明确其对于诗律学研究的意义,并对与诗律学相关的基础概念进行梳理和描述。其次简单陈述诗律学的发展概况,明确定义诗律、格律、声律和韵律的概念,以利于正确运用。最后介绍用节律栅分析诗歌节奏的方法,并明确以此为思考方式来分析何逊诗歌声律,而以传统诗歌用韵研究的方法来分析何逊诗歌用韵。第三章,着重分析何逊诗歌声律,通过对行内、联内及联间的声调对立情况的考察,明确何逊诗歌声律的三个特点：1)何逊诗歌行内存在几种常用的声调对立模式,其中又以2-4、2-5位置音节声调对立模式为主,何逊更倾向于两种声律模式中的前者,这与永明体创作的先驱沈约的使用情况正相反。2)何逊诗歌联内已有了构建声调对立模式的趋势,对立点分别是联内上下句的第2、4音节,这和行内的对立点有相似之处。3)联间声律模式尚未建立,对此我们认为,何逊诗歌行内2-4模式多于2-5模式的原因,标志着韵律单位划分脱离句法束缚,以更严密、合理的结构表现诗歌声律,是诗歌格律化的进步所在,而通过调查何逊与同时期其他永明体诗人共同创作的联句声律模式,可以肯定何逊诗歌行内2-4、2-5声调对立模式以及联内声律模式建立的趋势都是永明体的共性所在第四章,就何逊诗歌与刘孝绰、阴铿诗歌的声律模式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进一步证明何、刘作为同时期的诗人,声律特点表现极为一致,反映了永明体趋同的声律实质。而由何逊到阴铿,诗歌行内、联内2-4位置声调对立的模式基本确立,且2-4位置声调一致的相粘现象在联间也时有发生。产生这些重大变化的原因,是节奏的对立基础完成了四声对立向平仄对立的飞跃,而后者是诗人们对四声再次两分的结果,这就使诗歌声律模式得以在联间实现从而发展得更完整,也使其节奏表现更具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五章,对何逊诗歌用韵进行全面考察和分析,首先通过观察何逊在用韵上表现出的韵部分合,明确何逊分韵与当时一般用韵原则的差异。其次将何逊诗歌用韵与《切韵》韵部进行比较,说明其所处时代的语音系统在中古语音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同时通过讨论何逊对开合、等、韵类细密区分的直觉意识,说明其对《切韵》韵部系统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通过对何逊诗歌声韵的分析,我们认为,何逊诗歌是在特殊语言历史背景和文学创作环境下探索诗歌声韵规则的实践。何逊诗歌声韵的主要特点与价值是：1)何逊诗歌是永明体声律实质的典型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何逊诗歌创作受到了永明声律论的深刻影响,其声律特点直接反映了声律论“若前有浮声,则后需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原则。即行内存在2-4、2-5、3-5、1-3等几种常见声调对立模式,这些声律模式都是靠行内的前后音节在声调上形成对立来凸显节奏的,其中包括唐代格律诗作为标准格律模式的2-4位置声调对立模式；何逊诗歌联内声律规则尽管表现得不很规律,但反映出上下句对应位置音节构成声调对立的强烈趋势,为联内声律模式走向规范化和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上述特点同样是何逊和同时期其它诗人共同创作的联句诗的声律特色,这进一步证明何逊的声律构建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反映的是永明诗人声律意识的共性特征。2)何逊诗歌声韵特点忠实地反映出诗歌律化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是我们了解诗歌律化史的重要环节。这首先表现在处于格律化的肇端时期,诗歌声律模式构建的基础是汉语四声的齐备,永明体是靠特定位置上四声的对立来表现节奏的。其次,声律论所制定的规则是抽象而模糊的,这就意味着声律模式的构建伴随着多样的尝试和择优行为。再次,声律的构建顺序一定是从行内到联内,再从联内到联间的。何诗声律模式基于四声对立而制定,而2-4、2-5、3-5、1-3声调对立模式反映出诗人对声律模式构建的多种尝试,其中,尤以前两种对立模式为主要对象。较前辈诗人倾向于2-5对立而言,何逊表现出更倾向于2-4对立的特点,这标志着诗歌韵律结构的划分不再受2/1/2句法结构(该结构为何诗主要句法结构)的影响,以更为合理、紧凑的结构更好地表现诗歌节奏。另外,诗行2、4位置音节作为节奏点同时表现行内、联内声律模式的想法已在何逊的意识中形成,并在诗人的创作中有所反映。由于句内四声的极至对立,何逊等永明诗人无法在联间建立“粘”的关系,这为以后的诗人留下了诗歌律化的探索空间和新任务,由此促成阴铿等诗人的不断探索,最终使诗歌声律模式构建的基础完成了由四声对立向更高一级的平仄两分对立变化的过程,使诗歌律化有了质的飞跃,从此与成熟的唐格律诗声律模式相去不远。3)何逊善于审音辨韵,何逊诗歌声韵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历史语言变化的细节,其作品的用韵体现出何逊具有细密分韵的能力。通过对何逊诗歌的用韵分析,可知116首何诗表现出了53个《切韵》系统的韵的强独立性,以及22个合用的韵的独立趋势,同时,何逊对真-谆、翰-换、质-术的区分表现出诗人具有较《切韵》韵部划分更为细致而彻底的“开合口分韵”意识,所分最终被《广韵》系统所采纳；而青、先、锡的独用,又表现出诗人对等的敏锐意识。何逊上述观点与行为为《切韵》韵部系统的构建提供了不少指导与启示。然而,分韵的严密并未影响何逊在诗歌用韵上对节奏谐美统一的追求,东、麻等韵的使用和发音效果相似的邻近韵的合用,又为诗歌押韵拓展了自由的空间。这种对语言本体和语言运用的区分对待,正是尊重语言规律并对其善加利用的最佳表现。由此我们认为,何逊诗歌是表现永明时期诗歌声律形式,反映历史语音变化的珍贵文本。而何逊诗歌声韵研究,对我们深入了解诗歌形式的发展,了解汉语语音的历史演变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