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北川新县城为田野调查点,重点考察重建空间与北川灾后移民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分析北川人于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再生产过程以及由此形成“地方感”,从而理解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空间——地方”关系。本研究试图在经验层面增加关于中国灾后社会的研究,探索北川在灾后重建后的社会生态及变迁,并对其内在机理给予审视和思考。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及参考文献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分为五个章节展开:第一章“绪论”部分从交代选题缘和研究意义开始,论述灾后北川异地重建空间的特殊性,其研究的特殊意义;进而对“空间——地方”关系进行讨论,厘清“地方感”概念的来源、发展,从而论述日常生活视角于“地方”研究的重要性;再而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指出本研究存在的突破和深入探讨的可能性;最后对研究方法以及田野点的选择等进行说明。第二章“北川县城的历史地理沿革和城镇空间图景”。本章分别从北川县的历史背景、行政规划、人文地理、城镇生活等方面,对北川县的区域背景和地方历史地理进行大致梳理。通过追溯北川老县城空间形成的历史,以显示地震前的北川人自在状态下的生活环境,生长于斯的北川人享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地方观念及生活方式,老县城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地方”,为当地人提供身份归属、认同和情感维系作用。而2008年的特大地震使北川老县城物理空间成为废墟的同时,也摧毁了当地人的生活空间和一处极为重要的“地方”,为北川人的生活带来阴影,并附上无数不确定性。第三章“被‘赠予’的城镇空间:新县城的规划和重建”。本章对地震后北川重建工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国家权力和高规格重建标准等话语给予自身全权承担空间重建以合法性,并赋予新县城空间以“民族文化特色”、“绿色”、“科学”等“地方身份”。在此背景下,新县城之自然地理环境、区位格局、城镇面貌无处不体现出明显的“进步意义”,与老县城之空间格局、面貌产生强烈对比。此外,源于国家权力和专家系统的知识和话语也对新县城未来发展以框定,间接对城镇空间秩序和生活秩序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使空间商榷和文化调适成为北川人未来生活的重要主题,也意味着失去“地方”(家园)的北川人面临“地方”再造的问题。第四章“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占道菜场’空间的生成与演变”。本章从北川人安置社区温泉路上的一处“占道菜场”现象入手,讨论一个在中国社会常见的“违规”空间如何在新县城中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围绕“占道菜场”在新县城近十年的数度变迁,指出北川人对于占道经营现象态度的前后变化,这背后隐藏着特殊的社会心态和文化逻辑,即“占道菜场”并非主要由社会消费层次差异而衍生,也并非仅作为地方社会日常生活消费空间而存在,其形成因素较为复杂。一方面,“占道菜场”与地方传统生活“场”(集市)文化相关,其形成位置及其所带有的人气、热闹等特质,贴合北川人关于“场”的记忆、认知和想象;另一方面,“占道菜场”之所以于新县城超前的规划和严密的管理中体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是因为该空间作为灾后社会情感世界的依托而存在,这种特质是政府规划中的公共菜场所不具备的。在此背景下,当城镇空间治理与地方社会逐渐和解后,“占道菜场”以合理不合规的状态存在于新县城,尽管该空间之“身份”仍不具备足够的稳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新的富有情感内涵、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地方”正由此产生。第五章“抗震纪念园的空间规划、意象及使用争议”。本章呈现的是灾后公共纪念空间——抗震纪念园空间的规划过程、使用情况及意象争议,描述抗震纪念园成为与北川人日常休闲娱乐生活息息相关的过程,并对该园未能成为北川人纪念地震灾害及遇难者的空间进行解释。就规划过程而言,抗震纪念园自空间规划到实体建筑落成过程中,持续体现出一个“去灾化”的思路和导引北川人走向未来新生活的理念。就使用情况而言,地方政府、商家、居民于抗震纪念园中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使该园由一个以灾后纪念为主导意象的公共空间逐渐转化为公共日常休闲空间。就意象争议而言,北川人与非北川人不同的灾害记忆、认知导致形成迥异的空间评价,显示出灾害纪念(祭祀)于北川人灾后情感中的特殊意义。抗震纪念园引发意象争议背后,存在城镇空间公共规划层面和受灾群体关于纪念(祭祀)空间价值之认知差异,传统祭祀(信仰)与现代纪念(唯物主义生死观)之思维差异,现代城镇空间管理与祭祀活动的现实矛盾,灾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与灾害议题之内在冲突,更隐藏着公共死亡事件背景下社会内部结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合法性因素)对于纪念(祭祀)空间和仪式的影响,以上问题使北川人于新县城中的纪念空间与纪念(祭祀)活动难以真正融合,而开辟于城镇偏僻处的多处祭祀空间则成为地方政府与北川人相互妥协下的产物。第六章“广场空间的舞蹈实践与地方社区的生成”。本章主要围绕萨朗舞被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标志性羌族文化符号移植入安置社区的社区广场后引发的互动过程展开论述。改革开放后,萨朗舞先是被地方精英由茂县、汶川等羌族地区引进北川老县城,经由改编、重组,并成功实现萨朗舞舞蹈形式的在地化。地震后,萨朗舞成为国家向灾后重建空间容器中注入的标志性民族文化。尤其在地方政府的持续推进下,各安置社区配有专门的社区广场以进行萨朗舞日常训练,北川人的日常生活开始与萨朗舞产生了种种关联。尽管萨朗舞舞蹈形式及其隐含的羌族族群身份的“真实性”问题长期引发北川人的质疑和争论,但在社区广场空间日复一日的舞蹈实践中,萨朗舞对于北川人的意义早已超越舞蹈本身,它转而为灾后安置社区培育起地方归属感和新的社区道德秩序,使社区广场成为新县城安置社区中新的日常生活中心和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空间,这在无形中增强和塑造了个体对社区、北川新县城的地方感和凝聚力,使社区真正成为人们确认自我身份归属的重要纽带。以上数章通过对北川新县城三处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描述,论述北川人通过对规划空间所赋予的定义和情感,使“空间——地方”紧张关系得以改观,并由此建构新的“地方感”的过程。最后,研究试图提出北川人于新县城中的“地方感”生成的主要构成维度,并指出灾后社会“空间——地方”关系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