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作为学术研究主要依托单位,有义务监督学者的科研行为,对科研不端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美国联邦政府是科研诚信政策的制定者,资助机构扮演着监督者的角色,而研究型大学则是政策的主要实施机构。防治科研不端行为是共同关心的大问题,校外力量对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前的有效预防、科研行为进行过程中的全程监督、科研不端行为发生后的及时问责对校内的科研行为起指导作用。研究型大学作为主要的政策实施机构,通过参照校外经验设立了科研诚信机构、出台指南等规范校内的科研行为,是科研诚信制度实践的重要主体。根据时代背景、学术界意见、重大科研不端案件等因素,美国科研诚信制度主要分为萌芽、探索、发展、成熟四个阶段。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秉持学术自治的思想,主要依靠学术界内部解决科研不端行为。20世纪80与90年代,以联邦政府为首开始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探索,各研究型大学也在外部的引导下设立治理机构、颁布科研指南等。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巴尔的摩案件的发生则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科研诚信制度的体系化与规范化。21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机构与高校基本形成了科研诚信建设共同体。经过多年的探索,美国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及问责更加制度化,研究型大学的外部与内部力量合作共同建设良好的科研环境。在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制度方面,校外力量提供的教育资源、资金支持、评审制度、监督制度等为校内开设诚信课程、开展科研项目、保证评审公平提供了经济、制度上的保障。斯坦福大学则在校外校内制度的指引下整合资源、指导学生的科研行为、建立了学术荣誉制度。在科研不端行为的问责制度方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校外力量通过设立治理机构、出台政策文本、健全隐私制度引导校内明确科研不端行为的范围,完善不端行为的处理流程,并建立成果评审制度发现与惩治不端行为。耶鲁大学借鉴经验设立校内治理机构,划分问责过程中的各方责任,实行了规范化的治理流程并让师生积极参与。总体来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诚信制度主要有五个特点: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制度较为完备,从源头上保障科研诚信;科研评审制度制定比较公正,在评价上引导科研诚信;科研不端行为的问责制度相对有效,在流程上执行严格监督;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实施多元,在方式上实现弹性管理。各研究型大学的科研诚信制度在遵循联邦法律的前提下略有差异,但科研不端事件处置效率不高,体现在涉及主体多、处理时间长、定义流程上的不统一等,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问责现状不容乐观。根据我国高校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及问责制度的现状,在改革学术评价制度、完善科研不端行为的预防制度、建设科研诚信共同体等方面仍大有可为。